藏獒的精神

    第六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3）

    傅小平：在这部书里，你有一个大的抱负，通过故事的讲述，让读者看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这就势必要求小说拥有很大的知识容量。当然，对于常年浸润在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背景中的你来说，知识储备或许不是一个大的难题。然而，如何把这些知识不落痕迹地“化解”在小说故事的叙述里，却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当然更愿意还是把《伏藏》当成一部有料的小说，而非是众多西藏文化读物当中的一本来读。

    杨志军：每个人的阅读姿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为了获取知识，有的为了陶冶性情，有的为了实用。而你的阅读肯定是职业性的，有很强的目的感。但不管怎么说，当一部小说的推理以知识和文化为支点的时候，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就是耐心。在我的设计里，我想尽量做到每个知识点的出现都与发掘伏藏有关，都是“七度母之门”的一环，区别在于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隐喻的，还有的是跨越情节的。我希望读者用由浅入深的姿态，获得深入浅出的效果。

    傅小平：从我国的写作传统看，悬疑写作的根基并不深厚，这一点从当下风起云涌的类型小说写作终究还没能摆脱学习西方的窠臼上就可以看出。所以，作为一个以纯文学写作起步的作家，转而用这样一种看似通俗的手法写作，绝非想象得那么容易。以我看，你的这种选择与其说是放弃叙述的难度，是媚俗，不如说是对小说就是要讲述精彩故事的一种回归。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悬疑的手法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的难题。在最后的落款中，你就写道在写作过程中“不知多少次修改”，我感兴趣的是，你作了哪些修改，有何取舍？为何要作这些修改？

    杨志军：我本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并不特别推崇。“四大名著”因为缺乏信仰目标和精神高度不可能成为世界名著。就小说艺术来说，无论技巧还是思想，西方都远远处于领先地位。悬疑和不悬疑，你都在学习西方。试图摆脱西方，你就连学习的对象也没有了。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说法，对艺术和其他文学式样或许行得通，对小说行不通。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具备让世界共享的条件。

    我没有转向通俗写作，运用悬疑也并不是放弃叙述的难度。就小说来说，最难的还是叙述一个好故事，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吸引人或感动人，传递作者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不重复自己，有饱满的生活容量，有深刻独立的思想，有属于你自己的叙述方法。而很多文学往往是顾此失彼的：为了好看流畅，忽视了思想容量；为了思想容量，忽视了好看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