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人说，哲学就是寻找家园，而且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家园是什么？一个人造宇宙，一处心灵归宿，一种精神寄托。在这个一切都还不能以好坏论处的年代里，在这片滞重的高原厚土上，寻找家园时的无所适从显然要比拘泥成法、固守卑陋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迷茫中，那些认识到了命运的残酷而去向残酷挑战的人，才显得多愁善感、思虑重重。
正是春天，我来到了位于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交界处的茫崖石棉矿。一连几天，都是荒风暴起，粉尘弥漫，一片混沌景象。就在这种天地未开的景象中，我和石棉矿的副矿长张居安进行着一种心灵感应式的接触。我发现他有自己独特的笑声，尖细得有些滑稽，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傲观人世的豁达。他还会怪模怪样地耸肩，寓意复杂：自鸣得意、无可奈何、悲观伤怀、逢场作戏，好像什么都在其中了。但不管我怎样感觉他，他都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企业家，为人讲信用，处世重义气，自信自负，又具有落荒人的狡黠和幽默。还有就是，和内地企业家的油头粉面、西装革履不同，他留着一头艺术家一样的长发，紧裹着一件米色风衣，一副随时都在行动，从来不知道养尊处优的样子。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人，上海建材学校毕业，留校工作了一年，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一角，除了自己吃用和赡养家中老人，还想买书，想抽烟，想看电影，想逛苏杭，还想穿好吃好玩好。穷，没钱，开始是自轻自贱，后来就想摆脱，摆脱那种打着赤脚想天堂的境况。这样，在1966年当有人动员我支援大西北时，我说，你不用费口舌，我去就是了。来石棉矿的头几年，我当司机，一月一百零六元的工资，高兴得很哪，订了一份报纸，买了许多书。别人奇怪，这个跑车的，看书竟比睡觉还过瘾。……1983年，我当了副矿长，名利思想雪淡，也无所谓身份感。但我还是希望这个矿好起来。我读了许多书，包括马列主义的，虽然没有深钻，但作为某种场合的辩论需要还是够用的。我是个有毛病的争议人物，但这并不影响我开展工作。在矿上我有强大的实力，所有部门都会被我指挥得团团转。我有威望，关键时刻能和工人一起冲上去，待人以诚，不说谎话，对工人的要求从不以‘研究研究’来搪塞，要办就办，不办，一二三，说明情由。我精通业务，还有一套随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本事。在我周围，有几个人起着智囊团的作用，哪些问题该找哪些人商量，我一清二楚。老实说，论我的能力，当副矿长，是轻而易举的。对钱，我也有考虑。钱对人有好处，我个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吃亏就吃在没钱上。我在石棉矿干了几十年，似乎已经干够了，很想回上海，回到老婆身边去工作，苦于没门路，要有，哪怕降职降薪，也在所不惜。我不想把自己的骨头埋在这个天荒地老的矿上，也不希望儿子来这里工作，这里毕竟是落后的，这里的人毕竟缺乏从落后中奋起的意识。矿上许多人也都想走，有的我放走了，有的我以朋友的名义挽留住了，但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原因很简单，保持现状，不求发展的干法是没多大意思的。或者说，我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要花在补救失误上。现在的失误是很严重的，主要在于冒进，像是又一次‘大跃进’。……对我们矿的现状许多老百姓是满意的，但我不满意，很多问题是他们所不能预见的，更看不到企业潜在的危机。我们这个矿是一个社会性企业，凡是一座城市所具备的我们都应该有，大量的投资要花在非生产设施上。可是，建矿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创业，还搞不出一个像样的石棉城来。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职工来源大部分是矿区子弟，子孙相传，近亲繁衍，长期下去，智力低下，人种退化，弊病不少。对此我只能叹息，我无能为力。搞现代化大工业，必须要有铁腕人物，必须由一个人决策，决策过程和决策人不是一回事。当然，铁腕也需要感情扶助，刚上台，要铁，到后来，必须动之以情。可叹的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却要把很多精力花在党政争权上。太多地关心议论别人，挑别人的毛病，而不关心重视自己，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简直就是自杀。……平时，我喜欢吹牛（聊天），也希望身边有几个吹牛的朋友，这大概是感情上的需要吧。好在我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想别的。如果我清闲的话，也许会的，比如，女人，人人都应该有寄托嘛。但我不存在孤独，我会在可靠的合适的小圈子里发表高论，也常读些书，读得很杂，有兴趣的话我一天能读完一本书。我不会跳舞，想学又不敢学，人总怕舆论，尽管我是个不怕丢乌纱帽的人。在猜疑的社会里，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很复杂。不能以诚相见，尤其在官场上，这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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