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平均海拔四千七百多米的唐古拉山地区，多次看到过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在这个年龄上都还能干活，都还活得很健康、很愉快。我相信，在他们的体内一定有抵抗高寒和缺氧的遗传基因。而在藏北高原的文部区当穹乡，次桑老人活到了一百零六岁还在放牧捡牛粪。采访他的人说，他虽然出生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草原牧场，但生理机能从小就适应了高原的气候和缺氧的环境，加上他本人有着良好的劳动习惯和愉快的心情，所以就成了生活在雪线之上的老寿星。对雪线上的人生来说，活着就是精神，是第一层的精神；健康地活着更是精神，是第二层的精神；长寿地活着自然就是第三层亦即最高层的精神了。但无论是活着，还是健康着、长寿着，都是精神现象的表面形态，而精神形态的内核则是感情对土地无条件的眷恋和生命对自然绝对的依赖。
依赖既是功利的、世俗的，也是理想的、宗教的。尤其是在青藏高原，宗教的依赖往往把“万物有灵”的信念看成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唯一准则。这个准则把自然作了完全人格化的处理，人的环境不再是简单的山川湖泽、日月风云，而是一个灵灵相同、灵灵相亲的童话世界，每一棵草、每一棵树、每一片湖、每一座山、每一块石头、每一朵云彩，都是七情具备，六欲完整的。你委屈了它，它会伤心；你得罪了它，它会愤怒；你损害了它，它会报复；如果你巴结它，和它搞好关系，它就会带给你无穷的幸福。自然既是人的生存伙伴，也是人崇拜敬畏的对象。正因为这样，在青藏高原，在那些原始苯教和藏传佛教盛行的地方，野生动物是保护得最好的，绿色植被是保护得最好的，生态环境多少年以来都处在和人亲密无间的状态中。我在拙作《敲响人头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作为援藏干部的我的朋友老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拉萨街上看到一个河南人在拿着皮鞭“耍猴子”，围观的藏族人个个怒目而视，有一男一女拿着大饼不停地给猴子喂。老贺想自己差不多也是一个西藏人了，自己能做点什么呢？他犹豫了半天，掏钱买下了那只波密红猴，交给了一男一女两个拿饼喂猴子的人。他说你们要是愿意就养着，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把它送到寺院里去，那里肯定会收留它。或者可以这样：这只猴子肯定来自波密，要是你们打听到有人去那里，就让他们把它带去，波密有森林，森林是它的老家。老贺当然不是为了做一件好事给别人看，就像许多都市人喜欢的那样“作秀”，而是为了安抚自己的灵魂，安抚一个在西藏的氛围里渐渐自然化了的灵魂。——宗教有时候并不是信仰，而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为。过了几天，老贺听人说，那一男一女既没有把猴子送给寺院，也没有交给别人带去波密，而是自己上路，朝波密步行而去。从拉萨到波密，往返一千多公里，常年跋涉，风餐露宿，一路上讨吃要喝，受尽苦难，就为了送一只猴子回老家，就为了完成他的嘱托，而且没有喧嚣，不必让别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老贺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一辈子都想讲给别人听，一讲他就想哭，这才叫人哪，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这里没有，没有功利，没有为了生存的斤斤计较，只有超越了和生存的对自然无条件的亲近。过去他总认为人生在世，生存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自己的灵魂。这是西藏教给他的，西藏改造了他世俗的观念，提升了他做人的境界，使他学会了热爱生命，热爱一切生命，学会了无私和善良，使他懂得了虔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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