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样我会很快乐，我就回到了童年，谁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吗？大家都会宽容而慈祥地看着你。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了，我们是体面的成年人。我们只能宽容别人，没人再来宽容我们。道德包袱、社会责任、生活压力，扛着三座大山在世上行走，每个人都神色匆忙，面带焦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那就喝吧！
现在，不能让我快乐的酒我不喝，如果喝了酒让我更痛苦，你说我喝它干啥？在饭桌上，如果感觉到这帮人在半小时之后就会从嬉皮笑脸的风格向规模宏大的命题倒戈，我就滴酒不沾，在他们喝晕了之前放个响屁然后跑得远远的。事实上，我也不大可能跟这种人喝酒，这种人更不会叫我。
在北京的几年间，叫我喝酒次数最多的大概就是洪启，因为他不是这种人，我也不是。酒鬼洪启的故事很多，我随便讲两个。有一次他无所事事地在北京站转悠，认识了一个浙江人，两个人跑到一个小饭馆喝得昏天黑地，喝到火车快出发了，但两个酒鬼还没喝够，于是洪启跟着这个素不相识的浙江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跑到对方家里，然后接着喝。身上一分钱没带，最后朋友给他寄了点钱自己买了张票回来了。还有一次，洪启喝到饭局下旬上厕所，在便池旁偶遇一法国人。俩人随即扶鸟对谈，亲切得像多年的老友：“我要办一个演出，你一定要来。”“我一定会去，在哪？”十分钟以后，这个法国人就端着酒杯跑到洪启的包间里喝上了。
我喜欢这样的酒鬼，也喜欢这样的故事，这让我觉得亲切自然。在英国的时候，每次想喝酒只能跑到酒吧去，伦敦青年都穿着尖领衬衫，各自拎着一瓶pedigree bitter，一口一口地抿，喝一晚上也喝不完，我看得直吐血。那时候我很想念中国，想念在那里的那些特别的酒鬼。如果你问我喜欢中国这块土地的理由，那么这就是其中一个。我知道这个理由实在不够好，但对我来说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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