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风中假寐

    被俘虏的农具

    打电话回陕西老家，母亲说大舅成了植物人。不到七十岁的人，突然就失忆了，连亲人都不记得了。在这之前，去年秋季，他曾经走失过一次，舅母拉着装满玉米棒子的架子车在前面走，走到家门口，回头一看，大舅早没影了。等找到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大舅睡在十里之外的红薯地里，鼾声阵阵。口水、鼻涕、浑浊的眼泪，把一张黑脸描得相当怪异。

    小时候，母亲经常对我说：“你大舅抓周一把就抓住了鞭子”，母亲感慨道：“种地的命！”我抓的是钢笔，母亲以此为吉兆，指望我跳出农门。在我的印象里，大舅一直挥起鞭子赶着牛，铁犁翻出一垅垅新土。他家后院里总是养着几头猪几只羊，院子里活动着一只昂脖子的公鸡和十几只老实的母鸡。从地里回来，他腰间还不忘夹一捆柴火。

    大舅沉默寡言，大舅母为他生下了五个女儿，这就更让他抬不起头了。把一个女儿送给别人，又过继了一个儿子，长大后腼腆乖顺，他才挺起腰来。

    大舅发病前，儿子不知因何住进了精神病院，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发病后，大舅母怕丈夫摔下去，只好把他绑在炕头，每日间喂饭喂水，收拾大小便。透过厨房窗棂的小格子，大舅应该能看见那些用过一辈子的农具，被大舅擦得铮亮的各式家伙，整齐地挂在院墙上。那些还来不及剥的玉米棒子，挂在院子中央的架子上，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这都是他一生最熟悉的事物，也是他作为农人引以为豪的东西。他的劳作养育了儿女们，也交给国家无数的粮食和税收。家里除了农具、果实和自行车外，仅有一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那还是大女儿孝敬的礼物。他常年穿一身黑褂子黑棉袄，走亲戚时才会换上一身蓝中山装，戴一顶军帽。两间屋子里都有一只瘦小的灯泡，发出暗黄的光来。老两口一个月的电费仅有几块钱。大舅在发病前，承包着一间蔬菜大棚，每日埋头在潮湿郁闷的棚子里，除草，打药，浇水，采摘。“那就像他的命根子！”舅母说。

    母亲说，我们家里的七亩地已经被收走了，每亩每年赔给六百元青苗费，开春就要全部建成蔬菜大棚。我知道，家里的农具也要失业了，父亲摸了一辈子的农具早就生了锈，他的手每天摸着麻将和扑克。弟弟和弟媳妇已经很少用农具了，弟弟在西安打工，弟媳妇常年给人做饭，他们其实早就跟土地疏离了。

    一九八○年那年，我考大学失利，母亲曾经担忧地说：我娃拿铁锨的架势就不像能干活的人啊！你不考出去怎么办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