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来不及思考后工业时代的真实生活。
相对于需要勇气的真实生活，自然生活好像人人皆可为之。身边已经有一批批先富起来的人进入了自然生活，庄园、宠物、美女、香车，悠哉游哉，有的甚至以国际自由人自居，过着无国界的候鸟生活。在所谓新农村里，农民里的带头人制造的是城市生活的复制品，把工厂搬到土地上，把公园别墅种到地里而已。农民在土地上把自己变成奴隶——物质需求满足得可以鄙夷城里人。
更多的人“工作在自然中”。草坪、流水、喷泉，一切都是人为的东西，都作为人的观赏物而存在，自然是白领的奴仆或许更确切些。
“我归隐田园，族亲个个心里不甘、痛惜。”即使在田园里的农人也并不以田园为乐，他们潜意识里也把知识等同于一块逃离土地的敲门砖。他们以为自己的亲人陈冠学应该有别样的生活，应该在别处——在高官厚禄香车美女之处。所以，这田园只是陈一个人自造的自然，是觉悟者的精神领地。当土地只是维持生存的工具时，就不存在什么田园，那只是农人的酷刑地和车间。
田园在别处。陈氏的田园生活其实难以复制。且看他的充要条件：一是回归内心生活的觉悟；二是族亲给予的土地；三是没有夫妻儿女之情牵挂；四是水电均不用费心；五是自己解决；六是弃绝电子影像娱乐；七是有书读以及以读书为乐，等等。
生态主义文学传统，自梭罗开始，一直通过身体力行的田野生活，呼吁人们弃绝贪欲，停止向大自然索取，获得精神的新生。陈冠学的田园，在时间上比梭罗的体验型田园生活——两年两个月“靠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要长；比发现土地道德的利奥波德——购买一荒废农场，十几年里在周末与假期一家人来此种树，也要长。或可比拟《醒来吧，森林》作者约翰·巴勒斯——三十六岁购置果园、修建山间小屋，后四十八年几乎在乡间小屋度过。在内容上，梭罗是“探索人生批判人生”（徐迟语），约翰·巴勒斯是“为了把人们送往大自然”、“从自然中寻求精神之价值”，利奥波德是寻求人类与土地的正当关系——他们思索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陈则秉承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探究人的生命状态——回归人的本质，人在自然中，人更在自己的生命里。
这本书或可证实，脱离了自然、画地为牢的所谓文明，已经分崩离析。真实生活的勇气加上安顿自己的心灵，或将引发一场精神新生的革命？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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