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也要叫

    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5）

    在改革中，新事物和旧事物难免出现干戈和冲突，如果一些官员思想比较旧，喜旧厌新，干戈和冲突就会更加严重。但解决之道在于不断推进改革，让旧的事物得到改造，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军事改革，目的就是用新军取代旧军，因为只有这样，中国的国防才有出路。改革，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为这些矛盾和冲突，就质疑新事物的“忠诚”。北洋军也是新军，在当时就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即使在南方新军中，不稳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思想习染的新军士兵，即使在被革命党人大规模渗透的湖北新军中，也是少数。就算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到时候能不能革命，也不一定。武昌起义时，湖北的一镇一协新军，在武汉的，差不多有一万人，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而且基本上没有军官参与，其中也难说没有被裹挟进去的。即使按事后革命的人夸张的估计，湖北新军一镇一协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也不过将近两千，同情革命的人约四千。 事实上，如果不是革命党据点提前暴露，党人花名册落到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而且瑞澂又处置严重失当，杀人示威，导致谣传满天，说瑞澂要按图索骥，大开杀戒，等于反向为革命做了动员，形成了举事死，不举事亦死，而且必死的态势，起义能否如期发动，能否有那么多人参加，都是未知之数。很多地方新军的不稳，实际上跟地方官的反向歧视有关，这样的歧视，激起了新军的怨望之情。即便如此，新军的不稳，也不是全局性的。

    至于新政任用的大批留学生的革命倾向，更是可疑。革命之后，很多的人回忆都说，他们自回国那日起，就在准备革命。参加留学生科举，积极投身仕途都是为了争得日后革命的本钱。但是，当年留日学生占据了新军的半壁江山，国内的军事学堂，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在控制。 但当日他们的思想倾向，到底是趋于革命还是立宪？谁能说得清楚。如果不是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他们能否投身革命，真还不好说。武昌首义，那么多学堂学生和留学生出身的军官，何以只有一个吴兆麟参加了革命？即使有些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同盟会，也不见得回国后一定会坚持革命立场。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比如阎锡山说他和赵戴文两个回国的时候，每人带了一颗炸弹，供发动革命之用。 谁都知道，那时候的炸弹非常不稳定，稍有颠簸，就可能爆炸。革命党人一般都是在日本学会了制作，在国内制造然后使用。谁能坐几天的船，从日本带回去？万一风浪颠簸，在船上爆炸，岂不自己害自己？不管事后说得怎么好听，山西辛亥起义，率先发动的不是身为标统（团长）的阎锡山，而是管带（营长）姚以价，而姚恰恰是个所谓的保皇党人。

    当然，新政走下去，尤其是以立宪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满人皇帝的统治，是不是像呼吁立宪的官绅们说的那样，皇权永固或者“世袭罔替”？我看不会。当时的王朝，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层窗户纸，早就被革命党人捅破，满汉一体的神话，早已破灭。而且经革命党的宣传，满人在入关之初的暴行，也为世人所知，极大地削弱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新政预备立宪时期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皇帝权力还相当的大，但毕竟已经开始厘定皇权的界限，有界限，就意味着有了限制。立宪是要有选举的，按选举的路子走下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居于人口极少数的满人特权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限制。满人的统治，走向名存实亡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1908年之后，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一边推行预备立宪，一边回收权力，集中资源，力求把大部分的权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其实从他们自身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把军权，财权以及全国的大部分资源都抓在手里，汉人就是想翻天，不也翻不成了吗？然而他们忘记了，这样做，势必会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得罪当时最有实力的汉人士绅、立宪派人士。一旦革命党来放火，就没有人帮着救火了。掌握海陆军大权的旗人，从载沣、载涛到荫昌和萨镇冰，权力是有，但却指挥不了军队。不只是军队不听话，他们自己的威信，能力和胆略也有限。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家族，那个统治集团可以江山永固的。是体面地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是两个必然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