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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1)(2/2)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二日皇帝敕令从1906年开始废科举),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 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 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1910年春,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 1911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 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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