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
皇帝换人了，和珅和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真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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