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八年的顺天乡试，一个唱戏玩票的旗人，不仅考中，而且在前十名。榜发，京师舆论大哗。其实平心而论，旗人喜欢唱戏，是那时的时尚，一个玩票的旗人，也不见得就不能为文。加上清朝的科举考试，对于旗人一向照顾，能考上也不算什么稀罕。只是这哥们玩得比较大，不止平时唱两口，登台了。一个登台唱戏的人，原本就违反旗人的规矩，还能考中举人，而且名列前茅，人们未免嘀嘀咕咕。汉人嘀咕无所谓，旗人一嘀咕，上面就得查查。一查，发现这位中式的旗人，还真的就递过条子，托的是当时的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的门丁。这个柏葰，在皇上和旗下，一向很有人缘。事发之后，递条子的门丁死了，到底柏葰知情与否，死无对证。皇帝原想放柏葰一马，撤职流放就算了，过几年，事情平息了，就可以复职。但是，倒霉的柏葰，正好赶上肃顺当政。而肃顺一直在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意图重振朝廷。赶上这么个典型，如何肯放过？于是，柏葰就掉了脑袋。不过，柏葰死后，不到两年，咸丰翘了辫子，西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祺祥政变，肃顺也跟着翘了，柏葰部分地平了反。从此以后，科场递条子的歪风，也有所收敛，但也就是一时而已。
在帝制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逃过最终疲废的命运。大抵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纵使严刑峻法，也无法遏制。无论加多少条禁令，多少条的补充条款，三令五申，都无济于事。因为人治之下，虽然有法，但没有法制，制度可以玩忽，法也可以玩忽，最关键是人可以玩忽。玩忽成了风气，皇帝即使浑身是眼，也看不住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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