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士大夫要想得志，就得有人用，除非造反，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成功，意味着销售出去了，不成功，意味着没卖出去。作为士大夫，想要自己当老板的人，实在太少太少。有的，都是些小知识分子，如黄巢、洪秀全之辈。其他的人，即使从小怀修齐治平之大志，也得依托帝王，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出将入相。“天下的皇帝，本该读书人做”，从来只是山野腐儒的臆想。真正的士大夫，一百个里有九十九个，读书都是为了找个地方发卖。所以，读书人的成功，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帝王的认可。即使在帝王遇到了危难，不得不依靠读书人拯救之际，也是如此。
乱世里的机遇，是一种不人道的机遇。所谓的乱世，必然伴随着杀戮，而且是大规模的杀戮。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个儒将成名，也一样万骨枯。在战乱中，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远不是教科书里讲的那样泾渭分明。能看见的，就是一堆一堆的人在死。“杀人如草不分明”，双方，三方、四方都在死人。没被杀死，兵来匪去，地没法种，商没法经，也活不下来。能够以杀止杀，还算值，但在当时，其实参与其间的人，并不清楚结果如何。曾国荃是曾国藩的九弟，原本是一本分的书生，但是跟着哥哥组织湘军，杀人杀出了瘾。攻下太平天国首都，他是头功。曾国荃的自我感觉，生平快意之事，无非杀人如麻，花钱如流水。曾、左、李诸人，虽然没有这样公然地把杀人当得意，但对于平长毛的功业，却也一样得意。没有平乱过程中的杀人如麻，他们的功业，自然也就谈不上。不消说，曾、左、李的辉煌，跟他们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的名声，跟当年大大小小的中兴名臣和不怎么名的臣一样，都是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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