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国人对于提倡幽默之《论语》的态度。听说《论语》销路很好，已达二万（不折不扣），而且二万本之《论语》，大约有六万读者。这由以下事实可以证明，济南东门某夫妇因争读《论语》而半夜吵架，几至离婚涉讼，这可证明一本《论语》有二人阅读之可能；南京某校学生为《论语》定户，每值邮使将《论语》投入信箱时，如不立刻取出，即自不见；河南某君与情人共读《论语》，为妻撞见，因而发见《论语》是否离间夫妇之媒介的伦理学问题，此亦可证明一本《论语》有二人共读之可能；苏州政治犯监狱（反省院）有狱吏犯私贿狱卒购阅《论语》被发觉，以致罚关黑屋，此本大约有十余人共读之可能；华盛顿公使馆图书馆员来函，因《论语》被偷，请补缺本；北平书店伙计，因读《论语》，怠慢主顾被斥，这也可以证明买《论语》的人，并不一定是先读该本《论语》之人。诸如此类，或由来函相告，或由道路传闻，虽间有失实，而每期二万本《论语》有六万读者，似可充分证明了。这可以推知苦闷之中国人是不甘自弃，能于苦闷中求超脱，不管瓦上霜之态度了。
然而《论语》颇有人不满者。此又可分为二派，一是赞成幽默而鄙夷《论语》，其意思是要《论语》愈办愈好，可以不论。又一派是愤《论语》为亡国之音，对于亡国责任，向来武人推与文人，文人推与武人，谁都是爱国志士，不愿自己受过。即如我个人，忝居文人之后，亦不能免俗，认为中国弄到这个田地，是武人弄坏的。然而武人必不承认，吾亦不期望其承认，这帐是算不清的。西人有言曰，半夜里的乌鸦一般黑。中国畏葸之国民，又何尝是健全的国民？所以在阴历三十夜子时非洲林中，认出那一个是捉乌鸦之黑人，那一个是被黑人捉到之乌鸦，本是不可能之事。大家归罪于月亮之晦暗，你也不必怪我，我也不必怪你，此“天祸中华”说也。所以文武都是好人，只有上天不是，其过在天。然责任问题而外，亡国之音之说，仍含有道学气味。此等庸人，与我道不同不相为谋虽袒裼裸裎于我侧，焉能浼我？故可以不理。舒梦兰描写庸人一副形容极好：“若李太白避结交叛藩之难，正当潜踪思过，乃反高居五老，纵酒赋诗，卒不免夜郎之流，庸人必讥其昧于明哲。白香山谪居江州，礼宜避嫌勤职，以图开复，乃敢夤夜送客，要茶商之妻弹琵琶，侑觞谈情，相对流涕。庸人曰，挟妓饮酒，律有明条，知法犯法，白某之罪决不贷。乃香山悍然不顾，复敢作琵琶辞，越礼惊众，有玷官箴，今时士大夫绝不为也。即偶一为之，亦必深讳，盖未曾宣之于口，又何敢笔之于书。人之庸者，且义形于色，诟詈香山犯教而败俗，其琵琶之辞必当毁板，琵琶之亭及庐山草堂胥拆毁而灭其迹，庶乎风流绝种，比户可庸矣。……彼诸庸人必且不曾行此之乐，不暇行此之乐，不肯行此之乐，不敢行此之乐，独必轻笑鄙薄古之人行此乐者。彼其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虽孔子割鸡之戏言，孟子齐人之讽谕，皆犹以为有伤盛德……”据庸人看来安禄山之乱，亦应挟妓饮酒之李白尸其咎，不应由安禄山负之。天下庸人如此之多，则《论语》之受一部分鄙夷亦“应有之义”。中国道统之积习甚深，所以如黎锦晖之《毛毛雨》，其乐美于党歌其辞雅于桑中亦被士君子骂得狗血淋头，被三房六妾而同时提倡读卫风郑风之诗经的武人所禁止。吾知卫风郑风幸系至圣大成之孔子所手定，不然亦将被三房六妾之卫道武人所禁止矣。其实西人歌曲之曲辞，不知比《毛毛雨》淫放几百倍，而西方道德似不比中国沦丧。试以《毛毛雨》译成西文，恐未必有一洋人予以淫放之讥也。《论语》读者有鄙夷《笑林广记》者，亦系道学派。吾未尝鄙夷《笑林广记》也。尝思试将美国之《纽约客》，法国之《巴黎生活》，《笑》，法国之《simpliccismus》中之图画文字和盘翻印译出，使中庸之貌木讷之形之伪君子见之瞠目结舌而降心相从认《论语》为唯一关心世道之幽默文章也。且吾岂为中庸之貌木讷之形者办《论语》哉？彼读东方杂志，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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