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谈人生

    半部《韩非》治天下

    今日中国政治问题，有超乎一切政体问题之更大问题，就是人治与法治。中国人脾气不改，无论是国民党来也好，来也好，法西斯蒂也好，帝制复辟也好，必脱离不了人治精神。殊不知一切关键，不在政体政党之更易，而在矫正人治之恶习。得法治则治，不得法治则乱，此可断言。即如中国人民以莫谈国事奉为宝训而言，并非中国人缺少政治兴味，乃谈政治者不得法律之保障，以致大家认为伸不如缩之为好。法律既不能保障人权，焉有伸而不缩。明哲保身，乃一切生物自存之本性，是人是龟，原无二理，其结果遂有四万万同胞如一盘散沙之现象。所以韩非法治学说，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正途。韩非所欲矫正之弊失，非二千年前之弊失，乃今日中国之弊失。韩非所欲清的病源，也正是今日中国的病源。《五蠹》一篇所言人民之私安，官吏之私肥，无一不可为廿世纪中国之写照。战国之末之官，“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此非今日官僚政客进可荐于朝，退可蛰居愚园路，马浪路……路精舍之一副写照而何？战国之末之民，“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写中国商民弃内地集租界之现象也。“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今人好言道德仁义，因道德仁义言之不费钱，不伤人也；恶言法治，一言法治，革命党人多须服法或坐监狱也。然试思中国何以如一盘散沙，公民何以少，私人何以多，岂非不得法治使然？若不速速多设囹圄，安放官僚，道德仁义再讲一千年，散沙仍是散沙，私人不会减少，公民不会加多。道德仁义之为害大矣哉。

    编辑滋味

    向闻人言，编辑生活甚苦。然编辑之初，自谓编《论语》不同，必大乐。近来尝遍各种滋味，始知其中甘苦各半。先说其苦。稿不患少而患多，汗牛充栋，整理不暇，投稿者来函相责，限期索还，不稍宽贷，稍有怠忽，即加詈骂，万一遗失，无法报销，升天落地，求之不得，如丧考妣，其苦一也。来稿之中，每附函札，类皆失学青年所作，或报我以母丧，或告我以失恋，或果有辗转流离，栖身异地，欲求上达，摸无门径者，爱莫能助，何以为怀？且所质问，类皆无从答复。若“中国有一好中学否？”“青年有无出路？”等。敷衍答复，未免欺人，老实奉告，于心不忍，其苦二也。《论语》既未左倾，又未腐化，言论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收稿亦如之。然革命之稿，皆味同嚼蜡，反革命之稿，则锋发韵流，乃动辄触犯为政长者，留一弃十，心殊不甘，其苦三也。且之际，武人操政，文人，即欲高谈阔论，何补实际？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求，强颜欢笑，泄我悲酸，其苦四也。然吾亦有四乐。借文字姻缘，与诸益友函札通往，一乐也。无名作家，被我发现，二乐也。独坐编辑之椅，笔则笔，削则削，三乐也。邮使敲门，每见尺二信封，多出部院公署，始而惊，继而喜。何以喜？由于中央党部，监察院，行政院，豫皖鄂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发见天才，供我以反革命稿件，故喜。至此其味乃大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