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香烟也是我心理纷乱的又一例证。我的神经非常敏感，烟瘾非常之大，总是信任雪茄或烟斗，不信任卷烟。因此人们不能责备我缺乏鉴赏家鉴别烟味的能力。但至今我仍说不清哪个品种最好。我接连试抽过绞盘牌、金叶牌、法蒂玛牌、威斯敏牌、三堡牌和懦夫牌“a”型烟，但我不能稍具信念地判断哪一种最好。我经常爱抽绞盘牌，那是因为它的烟味稳定不变，但抽绞盘牌者的正直道德观也刺激了我的神经。我一直认为，抽尼姑牌的纯然乐趣，既在烟味本身，也在抽烟人的情绪。有时我抽二十铜元一包的红仙女和抽高五倍价钱的绞盘牌感到的愉快是一样的。就抽烟来看，我是懦夫、变节者、机会主义分子，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固定的信念。我可能今天舍弃卧椅牌，下周的某个晚上心血来潮时又抽起“卧椅”，并突然觉得“它们令君”。没有别的牌子，我也愿吸“骆驼”，但我决不“长途跋涉找骆驼”。
何必还要举例呢？从高深的哲学课题到琐细的厨子问题，庄子的认识论都使我困苦不堪。有一天，我含糊其辞地说出医院杂工该给小费但护士不该给的想法，一位胞蔑视着我，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那架势仿佛公理、习俗、尊严都在她身上。我妒嫉她清晰的思维和透彻的表述。孙中山博士无疑是一位比卡尔·马克思更伟大的经济哲学家。一位经济学教授逼视着我，向我阐述过他的这一观点时，慷慨激昂，唾沫四溅，我感到他有必要用防腐液或别的除臭剂之类嗽嗽口，可他不是没有向我这样保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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