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谈人生

    大旅行的开始（9）

    受过马太·安诺德、喀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鸿铭自信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这样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观念是绕着雅与俗的问题转。雅是意指孔子对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罗斯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身体与灵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觉。使他的治与乱的辩论成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国主义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国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当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内）又武断地说“中国是信邪教的”，他们具有开化中国文化的使命，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拳匪之乱以后特别明显。用“门户开放”的名义，公然抢夺中国土地而伴以他所谓“英国的芜词滥调”来谈及文化，当白人在《北中国每日新闻》辱骂皇太后的时候，辜鸿铭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抨击他所谓“伪善的英帝国主义”，攻击那些迎合伦敦人经商、攫取钱财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抨击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说他们集竖子、小人于一身，他们的灵魂十分需要拯救。这是充满了激动及报复心在内的国家主义，加上一种忠心拥护帝制反对民主的偏见（喀莱尔的影响）。

    辜鸿铭认为，拳乱是人民之声。这些议论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总督衙门来书》一书中表露出来。这时他正处在从迷惑中醒觉过来的心态。当然，拳乱是由传教士、鸦片及战舰等三项因素所引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记得因为杀害一个教士，中国要偿付威廉大帝青岛港口及山东全省的铁路建筑权。白色帝国主义是无约束的。当中国的统一受威胁时，辜鸿铭只是用全力来批评及攻击英国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该撤走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传教与新近动乱之关系》一书，声音喊得天般高。《总督衙门来书》包含了一篇最长的文章——《中国问题的新近纪录》（初在横滨《日本邮报》发表）。这篇文章已证明对英、法、德、美等国的文化及其衰颓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考验。他的声音是尖锐的；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充满了烈酒般的讽刺。下面这一段话，是他对在中国的英国人轻微的嘲弄。

    自贝康思菲尔特爵士死后，英国贵族阶级再度成为无望，他们的领袖索尔斯柏利爵士，遇见了一位有伦敦人才智的伯明罕青年。这个伯明罕的伦敦人曾企图以模仿贝康思菲尔特爵士的帝国主义旗号来谄媚英国贵族的优越感，并想在高处挥舞这个旗子以取悦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国老贵族的情景不是这般悲惨的急需金钱、理想和主意，一个小伯明罕的伦敦人用他安格鲁撒克逊自信心的破布来领导，将会造成像苏格兰“一个兰恩血统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样滑稽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