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女性人物众多。作者写到自己儿时跟着牲口转圈扫磨时，没有形容一个孩子的对这种枯燥繁重劳动的冤情，也没有她如何不胜其累。她写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边扫磨一边忙中偷闲用笤帚苗和布头扎起小人儿，让它们“走亲戚”。大人们来时，她又怎样把小人儿藏起来。这些段落，远比一个孩子说自己怎样劳累，怎样困倦更打动人。首先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接受的前提下，还设法从中汲出甜头，和命运平和相处。这才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美德。从我这位母亲的一贯态度来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处事不惊、宠辱不惊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创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写到她大哥去世，她笔触拐向一双新棉鞋：大哥很想买一双皮底棉鞋，和母亲商量，母亲不同意，说等他学成手艺再花这笔钱。大哥偷偷将鞋买下来，穿上赢得了全家一致赞赏。母亲让他把鞋包起来，搁在门框上，要他满师后开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满师就病故了。大哥死后，母亲把大哥心爱的新棉鞋烧给了大哥。这样的段落也远比直接写一个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鉴于篇幅，我无法更多举例，但我实在惊讶作者是如何悟到这更妙的、更高级的文学手段的。
我和母亲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学豫西方言，在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这些影响竟然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使一个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诞生了。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与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应该说我写《第九个寡妇》和读《老家旧事》有关。豫西大地通过李准夫妇把深厚的民间文化营养输送给了我，使我在创造王葡萄这个角色时不至于捉襟见肘，能够比较宽绰地完成《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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