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有次我说起我的失眠，他们说：“你试过大麻吗？”他们说到此时完全是一副坦诚和无辜的表情，这表情使你绝对不在它和犯罪之间作任何联想。当然，我没有去试大麻以及纵酒、纵欲。我是个中国人，我即便视叛逆为褒义词，也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内。有些东西作为我这样一个中国学生是试不起的；经济上不堪，地位上更不堪。作为非美国公民，一走火就有被递解出境的危险。
说到经济上的窘迫，芝加哥时期又占一个第一。我真是从来没那么穷过，每从银行取一回钱，都不敢看被剩下的数字，那个数字总是比我最坏的估计还少。因此，为避免吓着自己，我一拿到取款收据就揉了它，扔进垃圾箱。糊涂着过，还有些傻快乐，反正别问自己喜欢吃什么：超级市场什么减价最厉害，我就狂热地吃什么。一次花菜减三个礼拜的价，我觉得自己吃它吃出了“红米南瓜”的井冈山精神来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也从朋友的传闻中，我搜集了一些有关“吃”的细节，也将它们写到《海那边》的人物中去了。比如剧中的老王如何吃鸡蛋，就是我在餐馆打工时，一位中国学生亲口告诉我的。
那种穷困，真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见的。从我打工的餐馆到学校有十个街口要过，一路全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衣服、鞋、首饰，哪里都是几乎捂到你脸上的广告和减价招牌。而穷困时的我一向是目不斜视地穿过这十条街口，起码起码，我不必为自己无力成全一个殷切的售货员而难过。美国的售货员一般都极有涵养，你怎么让他白费口舌白费劳力，他都不失温和，他那笑容，也是世界上最坚韧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的笑，把我这类穷学生唬到店门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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