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的《女房东》获奖之后，梅新先生邀请我去台湾。那时大陆作家去台湾的还很少，我们都没料到入境手续竟会那样繁杂。中间一度，我气馁了，梅新先生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八月，我见到了在机场迎接我的梅新先生。
从此，我印象里就是这样一个梅新先生：身板挺得笔直，爱大笑，动作迅捷而思路更迅捷，精神状态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位长者。时隔四年，我第二次来台北参加“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时，梅新先生的健朗如故，只是发添一层霜雪，人添一层疲惫。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研讨会筹备期间，他显然在健康上蚀了一些老本。
我总有感觉，人如梅新，即使的健康受损，他过人的强健精神也会支撑他，永久地支撑他。因此当我在吉隆坡听见噩耗时，我无法接受现实。悲伤、遗憾、痛惜都谈不上，只是想，命运要怎样摆布就只能由它摆布。得到这个噩耗，又何尝不是命运的摆布呢？从我第一次参加文学奖，到现在我第一次担任评审，这其中有梅新先生完整的一季辛劳，这难道不亦是一种宿命？
记得去年离台前，梅新先生为我主持了“中副下午茶”。大病初愈的他消瘦了许多，面色也很暗，全部的精气神和生命力，似乎都集聚到眼睛里了。会散时，我为大家签名，他静默地等在一边，一时间，苍老出现在他身上。我对他说：“梅新先生，你脸色不大好，要多多休息啦！”他哈哈一笑，把我的郑重其事给打趣了。
从吉隆坡到台北，我才打听到，梅新先生的葬礼在我到达的前一天已举行过了。同黛嫂等几个《中副》的朋友一同晚餐，谈一个晚上梅新先生。点的菜也多是梅新先生爱吃的。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北，梅新先生已是追忆中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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