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爱与痛

    12.peter和他的太太（2）

    两天紧张而有序的抢救治疗终于把peter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为了保证他呼吸道通畅，我们不得不为他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气管套的存在使得他没有办法开口讲话。但peter的神志很清醒，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与人沟通的愿望，总是非常着急地想跟医生和护士讲清楚他所有的不舒服。我们为这一类病人专门准备了一块可以写字的小白板，但当我们从peter手中接过白板一看，傻眼了，居然是长长的一串英文。原来他只会讲汉语，不会写汉字。常用的英文我们还看得懂，但理解比较专业的又颇为潦草的英文对我们来说就太困难了。大家不得不人手一册英汉词典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阅。peter画画很棒，他画自己受伤的腿，看着画我们就能够猜出他哪里不舒服。经过几天的磨合，我们和peter的沟通已经非常顺利了。peter很喜欢在白板上或写或画地表达他的感觉，他相信充分的沟通有利于治疗，但“thank you！”（谢谢），“i am fine”（我很好）依然是在白板上出现最多次的句子。

    “高素质，肯合作”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对他的共同评价。

    他住在我们监护病房的中心病区，中心病区内不时有仪器的报警声，护士交班的谈话声，医生查房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对于大部分住在中心病区的昏迷病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peter是清醒的，一次偶然的深夜查房，我发现他一直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我问他是不是睡不着，他满脸歉意地指指耳朵。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些我们平时都已经司空见惯的声音让他失眠了，但他住院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提出抗议，只是默默地忍受，为的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他用动作表示只要给他棉花塞住耳朵就行了，我给了他两团棉花塞住耳朵后他就很知足地努力睡觉了。从那天开始，我们都尽量压低声音讲话，走动时放轻脚步，动作幅度减到最小。他的礼貌和宽容在无形中教会了我们很多。

    后来，他的气管套可以拔掉了，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们的照顾，我一直想亲口跟你们说谢谢”。他很乐意跟我们聊天，聊他在新加坡的生活，聊他的家人，聊他在中国的朋友，聊起他这么多年在中国做生意的所见所闻。在断断续续的聊天中，我们知道，他的祖籍是广东潮汕，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了新加坡谋生，在那边结婚生子，他是生在新加坡长在新加坡的，但传统的父亲时刻提醒孩子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规定家里要保持家乡的风俗习惯，家人之间只能使用家乡话和普通话交流，所以他的普通话、粤语和潮汕话都讲得特别好。说起他的儿女，和国内很多普通父亲一样，他深感无奈。“有时候不明白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他的太太也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明白他们指的是儿女们已经在新加坡被社会同化得厉害，不但不能熟练使用祖宗的语言，连观念也变了，女儿变成“丁克”一族，结婚多年仍不想生小孩，轻视中国的发展，蔑视中医的疗效。对于这些，他觉得很懊恼，却无能为力，“毕竟小孩都长大了，管不了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