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老萨，大约也会这样说，不过就是一句气话，几分钟以后就忘了。然而，傅先生说完之后，一边走一边想，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是啊，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是好人啊!于是，傅先生就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了，而且赢得了大众的一致赞扬。大伙儿都同意，这年头，坐汽车的有几个好人啊？到“五四”运动兴起，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游行到珠市口，正演讲呢，迎面开来一辆汽车，看到人多拥挤嘀了一声喇叭。在美国嘀喇叭基本等同于骂“我×你妈”，中国倒没这个习惯，但是大家想起傅先生这句话来了：“坐汽车的就该枪毙！”
于是，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坐车的自然也不会平安。这场面让也在游行队伍中的一个清华学生大摇其头，从此一生反对激烈行为。
这个人就是梁实秋。梁先生一生绵软，甚至过于绵软，但是他评价这种砸汽车行为的话，倒也值得收录下来——“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恨官吏卖国，这种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种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说起来，学生们砸汽车，傅先生不免有教唆之罪。人家都说傅先生学问好，却不知道这种砸汽车的性格贯穿先生的始终，到晚年不变。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大家推选傅先生当北大校长，傅先生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不过他坚决要求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
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主张其实自有道理。傅斯年做代理校长，只为了做一件事。抗战期间北大有很多教授留在沦陷区，颇有些人加入了日本人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这个人性格温和，恐怕不能下决心惩戒他们。于是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把这些人全部开除，无论多大的名气、多高的学问一律不客气，铁面无私。傅先生说，自己是帮胡适清理门户。
后来傅先生去了台湾办台大，只办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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