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中国80后始终在挣扎、折腾，这一群体是需要社会广泛人士关怀的。从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何培养年轻人，并使得他们健康、活跃地成长下去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
2010年11月20日凌晨3时，我从东京羽田回到北京首都机场。在日本待了6天，采访了在横滨举办的apec会议，然后转到东京参加了若干电视节目谈论中国问题，开了多得数不清的会议，这些天的睡眠时间合起来恐怕不到15个小时。
打出租车，回到家简单处理点事，入睡时已经4点半了。我一般不定闹钟，把自然醒视为健康，但这一天定了，怕“第二天”睡过头起不来。
7时，闹钟准时响了，我慢慢反应，沉重的身子勉勉强强地动起来，刷牙、洗澡、换西装，7点半出发。当然，北京这一“堵城”永远不会令人放心。还好，8点半到了，北京的冬天比东京冷，除了西装外，我也穿了一件黑色皮夹克。
11月20日9时，我受邀出席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第四届高校间模拟联合国大会”，做了5分钟的嘉宾致词。其他嘉宾还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共事务官员许楠女士等。我平时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或言论活动表达自我，促进交流，其最核心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帮助我的晚辈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能够更加健康，充满信心地走向社会、面对人生、创造未来。这一点与我必须通过写作和评论影响决策层、领导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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