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19世纪 何塞?马蒂 诗歌
☆奥地利：19-20世纪 卡夫卡 《变形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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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著作，以及古代诗人的诗歌，在国外知道的人比较多。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中国的长篇叙事文学，似乎跟别的民族别的作品相比，就比较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完全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名片”相提并论。
曹雪芹和《红楼梦》，可以并且应该，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2）《红楼梦》集中华文化精粹之大成，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座高峰。
通过《红楼梦》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宗教、伦理秩序、审美习惯、神话传说、诗词歌赋、园林艺术、烹调艺术、养生方式、用具服饰、自然风光、民间风俗……而这些因素并不是生硬地杂陈出来，完全融汇进了小说的人物塑造、情节流动与文字运用中。
仅举一例。第40回，书中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到了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发现窗户上的窗纱不对头。“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来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个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而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些窗上的换了。”
凤姐听了，说家里还有银红的蝉翼纱，有各种折枝花样、流云卍福、百蝶穿花的。贾母就指出，那不是蝉翼纱，而是更高级的软烟罗，有雨过天晴、秋香色、松绿、银红四种。这种织品又叫霞影纱，软厚轻密。
这个细节就让人知道，中国人对窗的认识，与西方人有所不同。西方人认为窗就是采光与透气的，尽管在窗的外部形态上也变化出许多花样。古代中国人却认为窗首先应该是一个画框，窗应该使外部的景物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因此在窗纱的选择上，也应该符合这一审美需求。外面既然是“凤尾森森”的竹丛，窗纱就该是银红的，与之成为一种对比，从而营造出如画如诗的效果。
（3）《红楼梦》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优秀文化传统相通，共同铸造出人类的普适价值。
不能把《红楼梦》简单地归结为一部爱情小说，也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写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兴衰史。
曹雪芹有政治倾向，《红楼梦》里有政治因素，但曹雪芹不是用它来表达不同政见。曹雪芹超越了政治，通怪宝玉这一艺术形象，表达了更高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人类应该平等相处，大地上应该有诗意的生活。
曹雪芹通怪宝玉之口，宣布：“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
又通过小丫头春燕转述贾宝玉的观点：“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的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的就变出许多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子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第五十九回）
在世界上还没有“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时候，曹雪芹却在皇权、神权与夫权结合得最坚实的中国清朝乾隆时期，把关注点集中到了青春女性身上，旗帜鲜明地为社会中的弱势族群——青春女性——鸣不平，争人权。而且，他那“女性三阶段论”，不仅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伦理秩序的挑战，更避免了“唯性别”的空泛之论，指出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通过包办婚姻和家庭宗法制度，使青春女性随着嫁人和岁月流逝，从纯洁堕落为污浊。
曹雪芹通过“金陵十二钗”蔗、副册、又副册……的艺术构思，塑造了一系列青春女性的形象，构筑了长长的文学人物画廊。他不避讳每一个人物人性的复杂诡谲，但从总体上，他为这些女子唱出了哀婉的悼怀之歌。
曹雪芹还通过两个老婆子的话，描绘了贾宝玉的生存状态与人格情愫：
“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
“人生着甚苦奔忙？”这是被称作“甲戌本”的古本《石头记》（现存古本《红楼梦》基本上书名都是《石头记》）开篇的一句诗。这就是终极追问，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思考。通怪宝玉这个艺术形象，曹雪芹表达了“天人合一”“世法平等”的思想。据曹雪芹合作者脂砚斋的透露，书的最后一回有个《情榜》，持宝玉外，是每十二个一组的女性榜单，每个角色还附“考语”，贾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第一个“情”字是动词，就是对没有感情的事物，也付出自己的感情去关爱，这是非常博大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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