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办《莽原》杂志时，是为了解决韦素园和李霁野等人的生计，然而高长虹却是当时跑得最为出力的。当时鲁迅刚刚和许广平通信不久，4月初的一天，鲁迅买了几瓶酒，叫来了李霁野、韦素园、高长虹、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几人，商议创办《莽原》的事。从此，高长虹成为鲁迅日记里常常出现的名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此人在鲁迅的日记里出现近乎百次。
然而，常常到鲁迅那里闲坐的高长虹很快就认识了许广平，一问，方知，很有缘分，原来两个人竟然同年同月同日生。高长虹不由得生了一些欢喜，虽然高长虹此时家中已经有了妻儿，但是，高长虹生来多情。在喜欢上许广平之前，高长虹曾经很热烈地给同乡的石评梅写过一阵子情诗，然而，石评梅已经有了恋人。他便转移了对象，喜欢上许广平。
他送给许广平一本诗集，许广平礼貌地写过一封信给他，自然要赞美一下。他收到信以后狂喜，给许广平回了厚厚的信件，然而没有接到回信。此时的广平兄正在虔诚地听鲁迅讲授“往苦辛里加一些糖”的方法，无暇顾及高长虹抛来的深情。然而此时高长虹并不知道，还天天往鲁迅家里跑，希望能多看到许广平一次。
然而，第二年，即1926年的9月，鲁迅竟然和许广平同车离开了北京，又加上孙伏园等人在北京的宣传，高长虹很快就知道了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关系，他很是气恼。很快，高长虹到了上海，因为他弟弟高歌的一篇稿子被韦素园压下的原因和莽原社决裂。所有这些，鲁迅在《两地书》中均隐约地写到了。比如1926年10月23日夜晚写道：“长虹又在和韦素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飚》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素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10月28日鲁迅致信许广平时又一次提到此事：“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然而，事情很快变了质，一开始高长虹只是单纯地让鲁迅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后来，高长虹为了让自己的《狂飚》周刊发行量大一些，一面举着鲁迅的招牌做广告，一面又开始大骂起鲁迅来。1926年11月11日夜，鲁迅致信许广平，写道：“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的销路，其实还是在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伎俩发挥到如何。”
然而，五天以后，鲁迅终于坐不住了，高长虹的辱骂并没有停止的样子，新出版的《狂飚》周刊，一面在其他杂志上做广告曰“与思想界先驱鲁迅合办《莽原》的高长虹主编”，一边又在《狂飚》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在这篇文字里，高长虹嘲笑鲁迅是一个戴着纸糊的“思想界的权捅假冠的人。鲁迅自然很生气，遂于看到杂志的当天，写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在致许广平的书信里，鲁迅写道：“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没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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