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舍夫深信农民革命不可避免，任何镇压只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他说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激流一样，势不可挡。《扎伊佐沃》一章记述全村农民用木棍打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事后法院给农民判罪，他们仍不屈罚作者站在农民一边，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在其他章节里，他甚至号召农民起来烧光地主的房屋。他希望俄国人民能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在《特维尔》一章的颂诗《自由颂》里，作者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
我看见利剑到处闪耀，
死神变成各种各样的形象，
在沙皇高傲的头顶飞翔。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见闻，按各驿站的名称分章辑录成书，其中虽无统一的情节，但前后贯穿着同一个农民革命的思想。他如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抒发了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贵族地主的憎恶、愤慨。作品不以人物刻画见长，往往通过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动读者，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感伤主义的影响。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在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比普加乔夫更坏”。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思想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卡拉姆辛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莉萨》叙述农村少女莉萨被贵族少爷埃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莉萨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埃拉斯特辩护，抹杀了造成莉萨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18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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