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罗蒙诺索夫先进的治思想，他们猛烈抨击农奴制的罪恶，揭露农奴主和神父对农民的剥削。对处境悲惨的广大农奴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他们认为，农奴和主人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因为“天赋人权”；买卖农奴是野蛮的习惯，应该禁止买卖农奴，并允许农奴有权处理财产。他们还认为，农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的灵魂；国家的进 步与稳定，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都与农民的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如果广大农民濒于破产，那么对社会其他各阶层以及国家的兴衰，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雅·帕·科杰尔斯基是俄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对封建地主所宣扬的农民所以贫困，是由“懒惰”、“酗酒”、“挥霍钱财的结果”，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认事实恰恰相反，他把农民比作是“爱好劳动的工蜂”；他斥责地主肆意掠夺农民的财产，巧取豪夺使农民破产。在地主的奴役和压榨面前，农民的自卫行为是完全正当的，就像“勤劳的工蜂”不顾死活地保卫着自己的蜂巢，去击退那些偷取他们所储藏的蜂蜜来赚钱的人一样。他强调，为了使农民对生产有兴趣，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使农民享有不动产和的私有权，而且这种权利是不可侵犯的。他对俄国现实社会中的贵族把农民当作牲畜一样虐待，随意侵犯农民的私产等现象进行了抨击。
尼·伊·诺维科夫是俄国又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主办的讽刺性杂志《雄蜂》和《画家》，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阵营，在这些杂志中，政府高官和封建贵族的丑恶面目，如贪赃枉法、贪婪无度、曲意逢迎、溜须拍马、愚昧无知等被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使他对那些所谓好的地主，即“有理性的”、“人道的”地主农奴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他们和“狂妄的地主农奴主”不一样，盲目地认为，只要激发出他们的慈善心，他们就会成为农民的“慈父恩人”。尼·伊·诺维科夫是莫斯科共济会的成员。共济会是18世纪产生于英国，后在欧洲广泛流行的宗教政治性团体，18世纪中叶传入俄国，在上层贵族中有较大的影响，是他们反对进步思想的主要工具。因此，在诺维科夫主办的报刊上，时有宗教倾向的文章刊出就不奇怪了。伊·安·克雷洛夫是诺维科夫事业的追随者。他创办了《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等报刊，对沙皇政府及农奴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1792年，诺维科夫被沙皇政府判处徒刑15年后，克雷洛夫被迫停止了自己的工作。
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的拉吉舍夫是俄国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1749年，他生于萨拉托夫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鲁索、马布利等人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自由颂》、《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著作中，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制度是极端违背人类本性的制度”，号召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它；他还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奴制，农奴制是“猛虎般的苛毡，他称那些农奴主是”暴徒“、“凶手”、“败类”、“野蛮人”、“不配称作人的东西”、“穷凶极恶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在历数了农奴制的罪恶后，他指出沙皇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头号罪犯，农民被剥夺得只剩下没法夺走的空气。
拉吉舍夫在激烈地反对农奴制的同时，憧憬着未来的俄国社会的美好图景：俄国彻底摆脱农奴制和沙皇制度之后，将变成一个自由、进步、富强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没有“奴隶”和“老爷”，也没有仇恨和压迫。这一切表明，以拉吉舍夫侮志，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拉吉舍夫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刑期，流放到西伯利亚。当他获大赦返回彼得堡后，仍不改初衷，重申应从法律上废除农奴制，结果受到新的迫害，被迫服从的他在临终前说：“后代将为我复仇。”俄国启蒙思想家对农奴制的批判，以及他们的政治理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封建农奴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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