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由此决定了从铁路和公路走的方案，并挑选了民主促进会的吴企尧同志负责护送我们母子。他对这条路线很熟悉，沿途的人际关系也多，外貌神态又像个公馆里的“大管家”，因此他扮作母亲的随从不会有破绽。他还找了同行的伙伴，是一位真正的纺织界商人，与我们可说“五百年前同一家”，也姓周，我们称他周先生。他的大名直到近来才知道叫周景胡。但那时是不便乱打听的，只知道他开纺织厂生产西装毛料。周先生的妻子是吴企尧的亲姐姐吴圣筠，她的年龄和母亲接近，我们就装做一起到南方去做生意。吴企尧还关照母亲，沿途要多谈生意经，比如“买进卖出”美钞银元，还可以谈些烧香拜佛求菩萨显灵保佑大家这一趟发财那类话题。文字书本一概不带，免受注意（临行我忍不住在书摊上买了一本侦探杂志，在长途汽车上翻看，就遭到车上人的侧目注视。可见当时“眼线”到处都有）。
我们离沪的日期定在父亲忌日的前一天。按习俗，这一天家里总是要去上坟祭扫，监视方面自然会放松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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