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70年

    抗战胜利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是来得既突然又自然。上海虽是“孤岛”，消息却极为灵通。苏联塔斯社的新闻，能悄悄收听到。尤其是“口闻”传递最为神速，不消半天，大街小巷都晓得了。

    那时母亲惯例在星期六晚饭后，带着我从霞飞坊步行到福熙路四明村３８号建人叔叔家去，途中顺便买１公斤花生米。大家围坐在八仙桌边谈天，成为我们两家极高的享受。这两个小时里，便是大人们相互交流“小道消息”的机会，然后一起加以判断分析，由此估计不久的将来日本法西斯必定灭亡。我们这些在旁静听的孩子，偶尔提问一句，大人也不申斥，有时还给予解释。

    过了不多久，我们真的看到日本鬼子在准备夹起尾巴滚蛋了。距霞飞坊不远有一座高层建筑，老百姓习惯叫它“十三层楼”，这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北楼。而在当时这幢楼被市民们认为是日寇的第二司令部，是虹口的日军司令部的一部分，情报和文职人员，早就暗中迁到这里。又因此戒备极为森严，整天有日军站岗，四周布着铁丝网、沙袋，街角上还筑有碉堡，绝不容许中国老百姓靠近。日本天皇宣告投降后，这座高层建筑的顶层便开始向外四散飞扬烧过的纸屑，足足烧了好几天。大家分析这是在销毁文件档案，虽然明知是在消灭罪证，但谁都无可奈何。胆大的市民走近岗哨，看到控制圈已经缩小，原来在路上站岗的日本兵已经向里撤退，可以自由通行了。过了几天，重庆的接收大员和美军开进上海，街上的日本店铺纷纷关闭，日本侨民开始返国，到虹口地区去也不再胆战心惊了。

    一直尽量避免与外界交往的母亲，这时开始公开在家接待客人。先是罗淑章从重庆飞来住在我们家里。她是个忙人，经常外出开会，在我家仅仅落个脚而已。她搬走之后，又有廖梦醒带着１５岁的女儿李湄来住。李湄是廖阿姨和李少石烈士的女儿，李少石在重庆遭受国民党兵拦路枪杀，她向母亲诉说当时的情景，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桩命案是个“意外事件”。李湄一口四川话，送给我几片橡皮糖，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美国货。我陪她到城隍庙去玩，她似乎对那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兴趣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