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上海妇女界成立难民救济会，母亲任会长，同时还担任中华女中的校长。她为这个学校聘请了许多有渊博学识和教学经验的老师，学校的教学受到广大学生欢迎。１９３９年大汉奸汪精卫准备在沦陷区粉墨登场，敌伪加紧向教育界下手，上海的形势日渐恶化。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这个抗日救亡思想的培育阵地——中华女中自然也受到威胁。母亲作为校长，收到几封恐吓信，并被便衣特务跟踪盯梢。这样，母亲的行动只能缩减，许多地方避免前往，以防牵连友人。凡遇必要的外出，临行总要对我再三嘱咐，使得幼稚的我也敏感地产生焦躁和不安心情。朋友们担心敌人有加害母亲的迹象，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她尽快撤出学校。这段经历，曾有文章回忆到。在学校的校务扩大会议上，母亲宣布：“学校保不牢，有人要来接管，我也要离开学校了。”蔡夏莹等老师也在会上讲话，情绪激动。移交前，为了避免后患，母亲、蒯斯曛老师与学生曹贞华，一同在宿舍里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以免有什么“把柄”遗留下来发生意外。母亲还和学生开了告别会，叮嘱说：“要做坚持真理的人，要坚持斗争；最后胜利必属我们，我们后会有期……”师生们相对而泣，挥泪而别。
在母亲留存的资料里，有一份当年中华女子学校解散的“让渡费”账单，从中可以看出母亲支撑这所学校之不易。学校的经济长期处于困境之中，教职员工半年、一年发不出薪俸，甚至连必要的粉刷墙壁的６０元钱，还要靠教员借助。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时期母亲为学校曾向一位“王先生”筹借过两笔款子。我记得母亲带着我去拜访她的情景。寒暄过后，王先生很自豪地带领我们到后院，欣赏她饲养的猛犬。只见院内有将近十个铁栅笼分布四周，笼子上都是手指粗的铁栅。每个笼里养一条、几条不等。
这位“王先生”莫非就是当时上海抗日妇女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黄定慧女士？为此我拜访了梅益同志。梅益老已经８０多岁，但他的记忆极佳，不假思索就把我的问题回答了。不错，这“王先生”就是黄定慧女士。他说：在北京能够比较了解黄定慧的，恐怕我是惟一的人了。
梅益老告诉我，黄定慧的丈夫叫陈志皋，他是律师，又是做银行业的。抗日前就经商，一直颇具经济实力。陈志皋还是《译报》董事会的主任，黄定慧任董事长和经理。梅益同志当时具体负责这个刊物，而钱是他们出的。因此他与这对夫妇之间有着工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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