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去世和搬家等一系列大事，使母亲在伤心和辛劳的双重折磨之下，体质每况愈下，反复感冒，久治不愈。她原是生长在南方的，到１８岁才北上求学，因此每到冬天，总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这时候她的鼻子总是红红的，流着清水鼻涕，嗓子也疼痛咳嗽，常常要延续一个多月，服药也不见效。但那时她并不在意，以自己年轻的身体支撑着。而现在，她不能不担心地想到会不会从父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趁身心两亏时发作了呢？
到次年放春假时，来了一位好友，就是蔡咏裳阿姨。她见母亲身心如此虚弱，便劝母亲到杭州一游，借此散散心。母亲同意了。至于我，听得能到杭州去玩，自然心里极为兴奋。殊不知母亲心里竟另有打算。她在一篇《悼念一个朋友》里写道：“见到了c（指蔡）女士，真有预先托孤之意。”因为她感到自己身体状况“颇觉严重了，在医生叫我照x光之后，尚未知道是否肺病，像待决的囚徒”，又想到七岁的孩子，“既不强壮，倘使更有那不治之症，如何招呼他长大呢？”——原来母亲是想借此让我和蔡咏裳阿姨有个熟悉的机会，万一自己发生意外，也可以将我“顺利交接”与她。几年以后，在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前夕，母亲曾经打算带我到南洋去，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这计划也是蔡咏裳阿姨安排的。可见她俩情谊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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