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年１０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一直到晚年，母亲和叔叔仍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此事，叔叔甚至在病重之际，还难释于怀。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１０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无须我亲自治疗。提到是否要拍“x”光片，邓医生说，“经我检查，与拍片子一样。”讲得十分有把握。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现在我也知道，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１０月份你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你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的药物等等，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怎么怎么刚强一类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解放后，我母亲几次东渡日本访问，曾见到许多旧日的老朋友，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医生，也没有听到谁来传个话，问候几句。只间接听说，他还活着，仍在行医，在一个远离繁华城市的偏僻小地方。
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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