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的宗旨是对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以及这种“还原”下的现实观照，其最高标准是求实、求真，所以必须坚持“面对实事本身”的科学态度。张著受鲁迅治学风格和清代朴学家的影响，特别注重史实的发掘和审慎的考证，披沙拣金，探幽发微，多有鲜为人知的发现。面对学术史上的诸多疑案，也能从事实本身和历史境遇出发，做出新的解说。例如，发现邢桐华1930年就讲出了类似十年后才说出的话：鲁迅“在中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和战士”，由此看出对鲁迅的崇高评价乃是时代呼声，并非哪个领袖人物凭空制造的“神话”。又发现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即使观点有误，也是中国鲁迅学史上少见的学理丰瞻、分析细致的大论文，绝非创造社一些意气用事的文章可以同日而语，从而突破了过去将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同视之的旧说。关于鲁迅后期思想转变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张著在肯定瞿秋白从历史因素和内心动因两个层面分析鲁迅后期转变原因后，提出“精神层次升华”说，认为鲁迅后期思想升华到了“灵魂生活的天地境界和哲学境界”，从而拨开云雾，发现一片阐释的新天地。
其二，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
学术史总是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各个历史阶段鲁迅映象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衔接、共生互补的。各个阶段含有正确因素的鲁迅映象构成许多“学术链”，逐渐汇合成趋近于鲁迅本体“原真性”的鲁迅映象。过去出版的几本鲁迅研究史，并不忽视学术链的梳理，但往往偏于论著、学人、学派或学术观点的“曾在”的还原，这种还原大抵侧重于外在特征的描述。张著则另辟蹊径，对各个时段重点论著的内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进行实质性的还原。以这种“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观察《呐喊》、《彷徨》学史，就不难发现王富仁的意义在于将研究视角从政治革命向思想革命转换，汪晖提出“中间物”概念则标志着研究向度实现了从外视角向内视角的大转移，而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将“中间物”概念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元点)来规定，对于扭转既往研究中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其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评判学术史上的得失是非。
实行“中立性研究”，就不能以某一阶段、政党、集团的功利要求作为评判学术史上得失是非的标准，也不能以对鲁迅的赞扬或批评划线，而应“以整个人类历史实践的进退得失为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这就要求研究者奉行“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原则，不为尊者贤者讳，只为实事求是言。张著高度评价王富仁纠正现有研究系统“偏离角”的历史贡献，但不讳言其试图以思想革命系统“代替”陈涌提出的政治革命系统而出现了新的偏颇。即使是最具权威性的鲁迅论，张著也以实证方法探究出两位哲人精神上“相通”与“相悖”的诸多特点，指出“文革”时期的鲁迅论既有真理性的一面，又有将鲁迅“变成自己权威的支持者”，对鲁迅形象造成某些消极影响的一面，进而提出“把真实的鲁迅从的负面影响下剥离出来”这样开心放胆的真知灼见。对学术史上那些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被湮没的成果，也能不抱成见，重新评估；甚至有些谩骂的文字也一并收入，因为“首创者”的谩骂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著者对学术史和研究家的理解、尊重态度，以及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的大家风范，值得称道。
张著于事实的铺陈、考证之外，时有对于背景、根由、起因的透辟分析，显示出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为什么李长之不承认鲁迅是思想家?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只有诗人的激情却不懂政治，对鲁迅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人生感悟和文学艺术的层面上；再联系德国古典哲学的学术背景加以观照，指出他是以西方的抽象理念代替中国的具体国情，用德国思想家的标准苛求鲁迅。这就从主观与客观方面鞭辟入里地论述了李长之当年与鲁迅有些“隔膜”的思想根源。此类具有创造性和理论穿透力的阐释，书中并不鲜见。
四主客融合的学术境界
著者有过艾略特那样“最残忍”的大荒原意识和在“大寂寞中读自己”的灵魂交战，所以他对上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罹难和心灵创伤能够感同身受，激起共鸣。在这部通史里，他努力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追求“主客融合”的学术境界，把客观对象的评述和个人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绘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幻史。冯雪峰1946年在《鲁迅回忆录》中正确地揭出鲁迅“内心极度深刻的矛盾”，后来却在《论〈野草〉》中，把《野草》表现黑暗与虚无的思想根源归于“个人主义”。冯雪峰思想观念的倒退，正是当年社会思想大滑坡的典型表现。闵抗生前后两部《野草》的对比分析，也从一个侧面描绘出一代学人从受到精神奴役到冲出精神牢笼的心路历程。
在著者与客观对象的学术对话与思想交锋中，也出现了主客融合的情境。著者以真诚、真心、平等的态度面对学术史和众多研究家，只要研究成果中有新的发现，就给以热情肯定和赞誉。特别对于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精心呵护、奖掖，也有中肯的分析与期待。著者坚守“以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的信念，对于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而又确实存在严重偏颇的著作，如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也直率地提出批评意见。王著有许多突出优点，但存在两个明显缺憾，即“过于偏重个人的生命本能而忽略甚至摈除了人的社会性的集体意识”，“过于强调绝望和虚无而抹煞鲁迅反抗绝望的内心理想”。著者认为“对这本鲁迅传的偏颇之处进行纠正和批评，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读到这些真情洋溢的学术对话和坦诚热烈的思想交锋的文字，怎能不被著者科学的求实精神，温暖的学术良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深深打动呢!
我以为，张著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景式地描述了20世纪中国鲁迅学史的全貌，让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一个侧影；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科学学理精神和求实、正派学风之倡导与实行。鲁迅学史上“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的研究，五花八门的不虞之誉或求全之毁，都背离了学理化原则；过去社会上之所以出现一些对鲁迅的困惑和误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研究者忽视了科学的学理闸释，不能以理服人。当下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有碍于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虚伪、浮躁之风：有人以为不通过艰苦求证的研究程序，就可以信口开河，随意褒贬；有人以情绪化的宣泄代替真理的探求，把学术研究视为一种商业炒作；也有人热衷于谈禅说玄，或搬弄时尚概念名词，以知识碎片自炫；还有人把学术视为获利之具，晋身之阶，怎样能捞到好处，文章就怎样写。要想阻止学术车轮在空虚、浮躁、急功近利的轨道上继续下滑，推动21世纪鲁迅研究和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大力张扬科学的学理精神和求实、天上派的学风。黄修己先生说得好：《中国鲁迅学通史》“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举起了一面学风之旗，为树立良好的、正派的学风提供了一个榜样”。
一部高品位的学术史著作，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我较为关注“理性反思”部分。或许正是这些“闪光”点，更有可斟酌之处。比如，对“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尚缺少必要的理论阐述。尽管著者确实取用新的“眼光”进行学术梳理，但它的概念内涵、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的特点，它的来龙去脉和方法论意义等，可惜语焉不详，倘若就此进行深入的学术哲学思考，或许可加强这部“通史”的方法论启发意义。再比如，全书反复论及东、西方两种文化精神，并将学术史上许多争论的思想根源归结为两种文化精神的冲突，无疑是新锐独到的见解。但是未能清晰、系统地回答：东、西方文化精神之主要特征及其对于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鲁迅学与东、西方文化精神之联系，对鲁迅的“异议”和“谩骂”与东、西方文化精神之联系，鲁迅学的各种民间形态及其文化追根等等具有迫切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如果新建一章“20世纪鲁迅学与东、西文化精神”或“鲁迅学与20世纪精神文化建设”，似可弥补上述缺憾，“理性反思”部分也会更为充实完善。这些想法，或有苛评之嫌，不知著者和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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