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深刻性和预见的正确性时，人们不禁要回首仰视这位文化
巨人的巍峨雄姿，发出啧啧惊叹之声。
这就是鲁迅在我心中映射出的形象，与别人心中的鲁迅形象可能一样，更可能不一样。鲁迅本体只有一个，在人们心中映射出的鲁迅形象、我们简称之为“鲁迅映象”却是无限多样的。的确是一千个鲁迅读者心中可能有一千个鲁迅映象。鲁迅本体的唯一性与鲁迅映象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内在联系。
唯一的鲁迅本体之所以如此恒久地产生如此强烈、深刻的无穷多样的鲁迅映象，首先是由于其自身的精神性所决定的。
鲁迅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突出特点：不是为了描摹生活，也不是为了自抒胸臆，更不是为了写出华章美文以留才名，而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他始终把改变人的精神当作提倡文艺运动的“第一要著”。这是因为鲁迅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他在20世纪初写的《文化偏至论》中，就突出强调“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逆过度崇奉物质而抹煞精神的世纪潮流而动，主张兴作渊思冥想之风，复苏自省抒情之意，“尊个性而张精神”。在另一篇重要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又大声疾呼发扬国民精神，在荒落的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精神界之战士”。自此，探索人类的精神现象，致力中国的精神革命，贯串了鲁迅的一生。
鲁迅本体的精神性又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具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深邃性，深入到了人类的精神根柢。鲁迅青年时代的奋斗是在“既非赞同，也非反对”的无边寂寞中告终的。辛亥革命之后，他更是陷入了失望之中，在北京绍兴会馆里钞古碑，辑录《嵇康集》，猛攻佛经。他曾对至交许寿裳说道：“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1)释伽牟尼这位大哲究竟启示鲁迅解决了哪些问题呢？鲁迅没有直接说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可以体悟出来，他毕生都在探索着生死有无这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坟·写在坟后面》)终其一生，都以极为清醒的“中间物”意识，冷峻地对待人的生死、宇宙的有无，一一消解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不承认永恒的存在，拒绝逃离世间的逍遥超脱，宁愿在苦难中、在毁灭中亲证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那有名的“过客”正是鲁迅的自喻，拒绝一切施舍和诱惑，也拒绝一切希望，为了反抗绝望而悲壮地前行。鲁迅虽然并不信仰什么宗教，却从释迦牟尼那里获得了知音，浸染了某种宗教式的精神性，也获得了吸摄人们灵魂的精神领袖式的魅力。而且，“他的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2)，看事论人总能锲进根柢，上升到耐人寻味的哲学境界，因而以后无论是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还是有关人类前途命运的讨论，都无法回避鲁迅所曾提出的这些根柢性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总要由他那里引发精神上的碰撞。
鲁迅深邃的精神性又不是以抽象说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是用富于形象性的艺术手段予以表现的，因而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反响也必然强烈。例如“精神上的胜利法”这一理论上的独创性的发现和概括，就是通过阿q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这就比一篇论文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了。鲁迅关于中国历史和封建传统的许多论断，也都是用形象的话语表达的，例如在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把“所谓中国的文明”概括为“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都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都会受到深刻的刺激，产生激烈的反响。
而且鲁迅的这种深邃而形象的精神性的幅射面又极为广博，古今中外、三教九流无不涉及，这样引发的反响也必然极为广泛，几乎牵动了各个阶层的神经，令读过鲁迅的人无不作出反弹。
并且，鲁迅的这种深邃、广博、形象的精神性又是极为尖锐的。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像鲁迅那样直面人生，正视残酷的现实，撕破“瞒和骗”的面纱，将现世中的各类人们的灵魂无情地抖罗出来，对丑陋者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毫无情面的评说，令人或者恼火，或者震惊，或者反击，或者醒悟，无不产生极为强烈的反响。鲁迅不愧是一位人类精神的分析家，中国人灵魂的最为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的最为精警、深邃的反省者和民族脊梁的最为突出、坚韧的代表者。仅从这一点说，他就无愧于“民族魂”的称号。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深邃、广博、形象、尖锐的精神实体，一个长满芒刺、充满悖论的矛盾球，引发长久、多样、强烈的反响，出现各种各样的鲁迅映象，完全是必然的。
鲁迅临终前不久，在杂文《“这也是生活”……》中强调给名人作传要顾及全人和他所处的生活状态，不要一味突出某一特点或某一片面，倘若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也预言了他身后的遭遇：多少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也有盲人摸象的意味，摸着脚的人以为像柱子，摸着耳朵的以为像大蒲扇，摸着牙的以为像尖石，摸着肚子的以为像土山，结果全不符合真相。这里存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鲁迅作为客观对象实在是太复杂，太多棱角、多侧面了，对他的认识很容易只见一面而忘全人；作为鲁迅的认知者，主观上又往往有失简单、片面，不能以复杂多极的思维方法全面地认识鲁迅。所以，仅从认识论根源和思维方法上考察，就会发现唯一的鲁迅本体产生无穷多样的鲁迅映象的必然性：面对极为复杂、多棱角、多侧面的鲁迅本体，在处于多种不同视角、不同地位的认识者心中必然出现无穷多样、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
同时，对鲁迅的认知还受到不同历史阶段的制约，各个历史阶段都只能从当时时代环境的具体范畴内认知鲁迅，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割断与过去时代的历史联系。各个历史时代从当时理论高度正确地反映鲁迅本体或某个方面的鲁迅映象，都有其不可否定的历史价值。这些鲁迅映象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互补、互相衔接的，而不是相克互灭、不可共存的。如30年代瞿秋白、40年代、50年代陈涌、80年代王富仁、90年代汪晖等等的鲁迅映象，就是共生互补、互相衔接的，后人不应否定前辈，前辈也不必压制后人。正是各个历史阶段的包含正确因素的鲁迅映象所构成的学术链，组合成了逐渐趋近于真相的鲁迅映象。对鲁迅的认知史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
所以，要认识复杂的鲁迅，就必须具备复杂的头脑和科学的精神，从各个视角、各个侧面去进行观察，包容各个历史阶段的具有正确因素的鲁迅观。否则，是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鲁迅的。这就是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鲁迅认知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以上是从认识论根源、思维方法和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认知的视角出发，考察鲁迅映象多样性的原因，由于这种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鲁迅映象都无可厚非，以后注意提高认识水平、改进思维方法就是了，只要努力，就会逐步产生趋近于真相的鲁迅映象。严重的是还存在内心动机的问题，因为鲁迅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他无比显赫的声名和无法抵御的影响使有些人想利用他，有些人想抹煞他。
想利用他的人，往往采取“神化”的方法捏造出一个假鲁迅，唯自己的功利目的是用。
想抹煞他的人，往往施展“丑化”的手段也捏造出另外一种假鲁迅，唯攻击为能事。
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既无“神化”之力，又无“丑化”之能，而是不愿有人比自己更突出，就以小市民之心度鲁迅之腹，硬要把这位多少年才能出现的伟人拉到与自己一样的水平线上，“俗化”鲁迅，同样也是在按照自己的臆想捏造假鲁迅。
这样，就必然产生多种多样、更加稀奇古怪的鲁迅映象，其中有真有假，令人眼花潦乱，难以辨别，不禁为之惊讶。
三、都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其实，大可不必为之惊讶，因为无论是鲁迅本体，还是由此而引起的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都是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
如前所述：所谓精神文化，就是由灵魂深处幅射、迸发出的一种高层次的精髓文化。精神文化现象，就是这种精髓文化外显出的一种“在场”形态。它与一般的民俗现象不同，是一种深刻的引发人的灵魂波动的精神“地震”，具有深邃的刺激力、宏大的震撼力和恒久的影响力。而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正是这种高层次精髓文化最突出的代表，他在20世纪之初就如闪电一样刺破了近代中国的精神阴霾，在新旧转型的精神变革时期起到了超人一等的作用。因而也引发了直刺中国人灵魂的精神“地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和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如今，这种精神转型非但没有过去，而且碰撞更为激烈，斗争更为深入，反响更为多样，映象更为杂色，当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在这个时期，鲁迅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也产生不了什么反响，或者有反响也是清一色的赞颂，还是那扳着面孔、一味斗争的鲁迅映象，倒是反常的了。
需要做的工作是对各种各样的反响、形形色色的鲁迅映象及其与鲁迅本体的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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