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以后，对自身生命流逝的恐惧就日益的有增无减起来，对时间的哀叹也就因此产生了，所以在古往今来的中外诗歌中，对时间这一“形而上”的事物的议论可谓屡见不鲜。当然，由于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类似的议论又还是各具特色的。当二十年代初期的闻一多屹立在“五四”这一特殊的文化汇合的关口提出自己的“时间之思”时，他实际上已经面对着中外古今的许多时间思索的遗产。闻一多的创作必然存在一个如何认同，又如何超越的问题。
李白“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这都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之思”的表现。这些思考的一大特色就是：时间问题被纳入到个人身世之伤感中加以陈述，并没有过分突出“时间”这一抽象的事物本身，所以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找不到专门吟诵“时间”的诗歌，时间只是诗人即景感怀的诸多元素之一。在闻一多的《钟声》里，“时间”则被当作了吟咏的主要对象，诗歌的艺术形象也是对这一抽象事物的感性显示。这说明，闻一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已有所超越。
在每一个时代，西方诗人都对“时间”发表过自己的议论。莎士比亚的第六十五首十四行诗，雪莱的《时间》，以及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可以说就是几个主要时代的代表作。在这些诗歌中，抽象“时间”不仅是诗歌吟咏的主体，而且被作了多侧面多方位的解剖分析。例如雪莱也把“时间”喻为“深不可测的海”，他说，时间的海水是“人类眼泪中的盐份所渍咸”，它“倦于捕食，仍咆哮着不知餍足”，并且难以捉摸，“平静时诡谲，风暴起时恐怖”，诸如此类，可谓气势恢宏而内蕴丰富。与这类成熟的“时间之思”相比较，我认为闻一多《钟声》中发出的思考还是略嫌单薄了些，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即景抒怀，西方诗歌的智性思辨之间，《钟声》倒也具有中国传统式的“即兴感慨”的特征。
从诗人的创作心理上分析，这又显然与诗人当时作为清华学校的一名青年学生的阅历有关。他还刚刚踏上社会，初涉人生长途，就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的需要而言，都不大可能对“时间”这一复杂而深奥的事物提出太多的问题，而愈是在这种时候，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既定的模式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他的心灵。
由此，在对《钟声》的解读中，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文化意识的超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与诗人自身的与众不同的人生体验深深地焊合在一起。如果人生体验还不是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富有独创性，那么仅仅借助于理性介入的超越就还是不够的、不完全的与不彻底的。传统文化的意识模式终将在最后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文学创作的开拓成果。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这番小结绝不是用来挑剔闻一多的青年作品，而是想通过对这位伟大诗人早年作品的一些分析解剖，让读者更清晰地认识他那曲折的诗歌探索历程，或许对今天的创作与评论不无益处。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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