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前世今生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国民党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闪闪发光。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徐志摩的爱情诗使他个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路历程倾吐在诗歌中，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别具一格。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徐志摩“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认为：“我以为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单纯到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非现实的到了一触即毁灭。胡适在《追忆志摩》于是就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

    尽管如此，徐志摩总是非常乐观，他的诗歌中还有乐观的调子。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的执着与自信。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总是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总在幻想有一颗明星。陈梦家说徐志摩诗是“柔美流丽”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谈痛苦和死亡，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颓唐和消极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论》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徐志摩是才情显赫的诗人，是新月派的“诗圣”，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