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作家麦琪因为读着《白蛇》，惊为天人，她愤愤不平地说：“严歌苓不红，简直天理难容。”“她的作品不是大路货……需假以时日，等候知音。”
如何评述、衡量才华？余秋雨进入福布斯，郭敬明进入福布斯，韩寒在博客上因为骂架大出风头。今年春天，安妮宝贝的《莲花》，号称起印50万，余华的《兄弟》，据说已经发行近百万册，而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只起印了1万册，对比悬殊。
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
人物周刊：你在《第九个寡妇》中塑造了王葡萄这个人物，有的评论家从你的文字中读出了“地母”的形象，你自己在创作时是否有这个意识？
严歌苓：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不知道我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我只是在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的，立体的形象，越浑圆越好。我不在意别人看到了什么形象，张三看到了地母就是地母，李四看到了破鞋就是破鞋，但是她是一个独有的人物形象，她一定要和其他女人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是天生浪漫、精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通常相当脆弱。
严歌苓：是的。所以我会羡慕王葡萄这样的人，她有同样的冲动，但是她不分析，王葡萄可能是我的原型吧。
人物周刊：小说里，你是否有意提及那些政治事件？
严歌苓：我是有意识，但并非刻意。是想写出历史中颠覆又颠覆的一种状态。我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以后，所讲的动乱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动乱，是思想的动乱，是概念的动乱，我所描述的王葡萄是这样的一种人，她面对任何历史事件都无动于衷，因为任何人或者任何运动对她来说都是一回事，她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只是女人“野蛮”的天性发挥了作用，看到受伤的或者濒死的人都会去救护，都是生命啊，她的敌我观念没有那么强。她有自己的哲学观和道德观，关于天地人伦，但她自己是不能意识到的。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准备这部小说的素材的？
严歌苓：我在李准家呆了8年，他们不断在讲这些农村的事情。后来我还采访了李准的夫人，去了玉溪农村，第一次住了一个星期，第二次住了两个星期，听当地的村民介绍情况，他们带着我到各家去串门。我当时扎着个马尾巴在田间跑步锻炼身体。
人物周刊：你在90年代的创作灵感，是否得益于中西方之间语境的强行切换？
严歌苓：语言环境的变化会使得一个敏感的人变得更敏感。潜台词会一直在心中，一直在涌动，嘴巴表达的有限反而造就了内心活动的极其丰富。既然口上说不完，那么心里就会停不下来。那时候，想象力真的在飞翔。
创造是一个极大的苦，极大的乐的事情，只有创作能唤起这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又会对抑郁病影响很大，会很焦虑，没完没了地去想事情。
后来创作都变成了生理需求，一天不创作我都不舒服。
人物周刊：你写的人物会不会都融进了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每个人都混进了我自己的影子，但又不同于我，王葡萄和我一样很慷慨，却又比我计较。我从来不会计较别人怎么做，反而豁达得像个男性。我曾经问我老公，你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他说从你身上学到了一个词：慷慨。我的哲学就是：有钱大家花。世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难舍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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