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的严歌苓有一个心愿，就是有一天要用英文写作。2005年，当她的首部英文长篇小说在非洲完成、寄给出版社后，她觉得自己的心愿完成了，几乎没有再想它。然而当收到出版社回信时，她突然意识到，“我的又一个通道打开了。这下我可以用英文写作了，以后我每年要用英文写一部，用中文写一部。人就是这样贪得无厌的……”
“双语写作让我有具有双重人格”
“用英文写作的快乐还在于，它让我有了另一重人格，另一个自我。”在讲述完英文写作的“痛苦”和刺激后，严歌苓向听众说起双语写作的体验和快乐。
她说，我现在已经人过中年了，在中文写作时，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显性的自我，有一个自我审查的意识；但在英文写作时，我想像中文写作那样老谋深算都不行，在英文中，我的自我只有17岁，我是年轻的，自由的，我可以非常鲁莽，语言可以非常大胆，我是在用一个没有自我审视的英语写一个中国故事，这非常具有戏剧性，就像一个分裂的人格。写《thebanquetbug》时，我正在非洲，那是一个非常洪荒的环境，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坐在电脑边看自己前一天写了什么，这是一个40多岁的自我和一个17岁的自我在进行碰撞，非常刺激，这样的刺激让我体会到极端的快乐。
严歌苓表示，与英文写作相比，自己的中文写作可以说非常省力，几乎两个月就可以完成一部长篇，用铅笔写在稿纸上，一遍便可完成，只需要回头修改一些字词。而在英文写作时，有时为了一个句子就得反复修改很多遍。然而为什么要坚持英文写作、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对此，她说，因为我发现中英文写作是可以互补的。在中文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下意识地直译了英文的一些表达方法。
如今，对于严歌苓来说，每天读上一个小时的英文作品成了她的一种养身法；而每天早上起来写一点东西，更成了她的必修功课。不过，无论是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她认为，简练非常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家写东西不舍得删除，不能够做到惜墨如金，其实如果把当中的水分去掉，含金量提高些，他们的作品会更加传神精妙。”同时，她也强调，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独立自由的精神，作家应该永远处于边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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