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第九个寡妇》和《小姨多鹤》其实都偏离了她的初衷，她只是拿了躲藏的主题作了一个故事引子。《第九个寡妇》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人性以及维护正义的故事。尽管如此归结有失之简单的嫌疑，但问题是看完这部小说，人们达到的阅读效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顶着巨大的压力救了她的公公，她在向全体社会挑战，在与整个时代斗争。这个已经先验地进入人们意识的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了英雄主人公，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晰是她的弱点。怎么办呢？严歌苓只好把这个女人的另一面张扬出来，一个寡妇艰难却不失风流的生命美感最后救赎了她。这个女英雄终于有了一点根基，多了些人味儿，有了活气儿。
在《小姨多鹤》中，躲藏的焦点也早已转移，作者的重心不在惊险、恐惧上，起码她的传达不能使人为多鹤感到恐惧，恐惧的这根弦从来就没有绷紧过。
严歌苓的浓极而淡，既是她躲藏情结中恐惧感的浓极而淡，也是她小说方法的浓极而淡。她的两部近作越来越讲究技艺，但实际上她又回到了传统的老路上去了：越来越通俗好懂，越来越好看讨喜，再没有令人消化不了的东西。比起《雌性的草地》在九十年代初给人的刺激性感受，严歌苓似乎一路往通俗好看上走下去了。好在《小姨多鹤》还是让人看到了严歌苓毕竟是严歌苓，她的否定性是她永远的秘密武器。《小姨多鹤》应该就是她关于躲藏的终结篇了吧，具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严歌苓或许还应有更广阔的人性挖掘点。
（何英，青年评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就职于新疆文联，副研究员。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学自由谈》等多家杂志报纸发表约70万字评论作品。著有评论集《呈现新疆》，代表作品有《的七个方向》《新疆当代文学生态扫描》《对评论的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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