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想给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故事该有精彩的情节,有出奇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我又总是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最初级形态:说唱文学。我总是希望我所讲的好听的故事不只是现象;所有现象都能成为读者探向其本质的窥口。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已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甦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又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将他们从特定环境中摘出,我们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发现他们的人格中有那么丰富的潜藏,那么深远、神秘。如维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ir nabokov) 、昆德拉(milan kundera)、伊莎贝拉·阿言德(isabel auendene)……他们有的写移民后的生活,即便是写曾经在祖国的生活,也由于添了那层敏感而使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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