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过《红楼梦》,译完《海上花》,张爱玲了却了多年以来对这两部古典名著许下的心愿,也偿还了积压在心头的文债,可以告慰于地下长眠的胡适之先生了,她如释重负。
然而她已到了暮年。美人迟暮,古今同慨。
张爱玲老了,灵感的源泉越来越枯竭,完成这两部学术著作,她此生已别无所求,但她以前的旧作不断地被研究者掘墓般地发掘出来,当作出土文物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尤其是当年她丢弃不写的两个长篇小说也被发掘出来了。她对旧作的某些不满几十年来一直耿耿于心,只是离开大陆时,许多书稿不便携带,这些东西在脑子里已经淡出,现在被残酷地挖掘出来,她再看看几十年前的旧作,如隔世,难言的感慨袭上心头,作为对今生今世的回顾,她把自己四十年代未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以及后来又写的作品做了一番整理。
1976年,她把沦陷期间未收入《流言》的散文《姑姑语录》、《论写作》、《天才梦》,未写成的小说《连环套》、《创世纪》,加上后来发表的《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定名为《张看》交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在“序”中,她承认了当年被傅雷严厉批评过的《连环套》的缺点,说:“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呲牙咧嘴做鬼脸,皱着眉咬着牙笑,从齿缝里迸出一声拖长的‘eeeeee!’(用‘噫’会被误认为是叹息,‘咦’又像是惊讶,都不对)连牙齿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看到霓喜去支店探望店伙情人一节,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什么目的,看完了诧异地对自己说:”就这样算了?‘想要探测写这一段时候的脑筋,竟格格不入进不去,一片空白,感到一丝恐怖。“人到老年,心气平和下来,对自己提出了比当年傅雷更尖刻的批评。她本不打算把《连环套》与《创世纪》收进去,但研究她小说的唐文标教授执意不允,否则不把旧稿寄给她,说盗印在即,你不印别人印,因此,她只好收了进去,这样还可以顺便说明一下这两本小说未完成的原因,”抢救下两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15)
1983年6月,皇冠出版社又出版了《惘然记》,收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四十年代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添写了“尾声”),《多少恨》(加了“前言”);五十年代写的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
1988年,又出版了《续集》收入《关于〈笑声泪痕〉》、《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表姨细姨及其他》、《谈吃与画饼充饥》、《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六十年代的电影剧本《小儿女》与《魂归离恨天》;短篇小说《五四遗事》中、英文两篇。
1987年,《余韵》出版,收入四五十年代的旧作《散戏》、《中国人的宗教》、《“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我看苏青》、《华丽缘》与小说《小艾》。其中《华丽缘》与《小艾》有改动。
才人老去,“余韵”犹存,少了昔日光彩照人的锋芒,但更显得平淡自然归朴反真的境界,铅华脱去,不假雕饰,在她后期为数不多的散文中,还显出当年上海滩才女的风韵,一种老成的美。在台湾与香港,二十年来仍有着一股迷人的魅力,不仅有三毛、白先勇等许许多多的人学习她的技巧,三毛还以她为题材,写《滚滚红尘》,研究她的人也很多,除了水晶早年出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外,唐文标编了《张爱玲卷》、《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张爱玲研究》三本书,主编了《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香港的郑树森写了大量的张爱玲的考据文章,宋淇以他与张爱玲的长期友谊写了《私语张爱玲》、《张爱玲语录》。台湾大批的“张迷”的捧场喝彩,使张爱玲热经久不衰。
有个张迷戴文采为了见见张爱玲,特意把她公寓的隔壁一间租了下来,每日暗中拜见,又在她丢的废纸堆里觅宝。
“张爱玲是谁?”中国大陆的人们听到这个名字却很陌生,有些人就根本不知道天地之间有她这么一个才女。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随着时代的潮流滚滚而下,一个呼声,一个方向,冲涤着社会各个角落。如果你不能浮在潮流之上,顺着这个方向,回响这个声音,必将被淹没。不幸,张爱玲就是其中一个。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小说史,散文史各种专著上,都没有张爱玲这个名字。她已完全被人遗忘了,遗忘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人知道有过她这样的一个人,在爱着她的人的心底。
如她的姑姑,她的弟弟,她的好朋友苏青,她只活在她们的心中。但张爱玲在哪里?是死是活?就连这些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她的踪影。张爱玲也同样不知道她的大陆的亲友,几十年天涯相隔、生死契阔,“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她的姑姑在晚年常常念叨:不知爱玲怎么样了。八十岁的老人不能见到自己的侄女儿,心中非常焦急,她看到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一文后,写信向柯灵求助,柯灵也不知道,而辗转通过港台朋友打听。
她的弟弟张子静,更是寻姊心切。1981年底,他在上海《文汇月刊》,上读到张葆莘的文章《张爱玲传奇》,这是大陆报刊上三十年来第一次有关张爱玲的文字,他萌动了寻找姐姐的念头,毕竟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同胞啊!
他托台湾的亲戚、美国的朋友寻找,经过一段相当曲折的过程后,张爱玲终于与亲人联系上了。
但不久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姑姑与弟弟的信件丢失,双方又失去了联系,张子静一次次去信都石沉大海,托亲友寻找也毫无下落。他只得求助于上海市政府华侨事务办公室,上海市侨办把他的信又转交国务院侨办,国务院侨办又把信转给美国洛杉矶领事馆,通过一个新闻记者(就是那个做过张爱玲的芳邻一月有余的女记者戴文采)的联系,再度找到了张爱玲。
晚年的张爱玲很少写信,不得已写的信也只寥寥数语,唯有给姑姑的信写得最多,也最长。姑姑张茂渊自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后一直住在长江公寓,也一直独来独往,直到1979年78岁时,才宣布与几十年的老朋友李开弟结婚。李开弟三十年代与张茂渊同在一家洋行工作。1939年,张爱玲去香港大学读书,在法律上需要一个监护人,张茂渊就托当时在香港分行做事的李先生作张爱玲的监护人,张爱玲坐船去香港,还是李先生去码头接的站。
后来,姑姑写信告诉她结婚的事,张爱玲很高兴,马上写信祝贺。张爱玲信上说,她听说早年有人给姑姑算命,说她到老年才能结婚,现在终于应验了,她为姑姑感到高兴。年逾花甲的张爱玲,在姑姑面前还是个“小侄女”,她的口吻还像从前与姑姑在一起那样有说有笑的神气。但毕竟都到了老年,思念之情牵肠挂肚,天各一方,只有不断地给姑姑写信安慰了。
她的弟弟劝她回到上海看看,但是她拒绝回大陆,她没有说明原因(16)。
四十年的岁月,八千里的距离,都没有感情的距离遥远。她的内心里对大陆太隔膜,太生疏。极左的政治思潮给予她的恐惧感,在“文化大革命”中更为加剧,那时她虽身在海外,但对大陆的事情却很关心,她听到过许多知识界的人士被批斗被迫害致死的惨事。虽然“文革”已结束这么多年,时代的浪潮已经平静,但她仍不能消除内心的恐惧与宿怨,感情上的距离太远太远,她无法接近,只有终老异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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