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1年底时，政治的气氛似乎更浓了，这年的11月30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大到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要进行思想改造，像张爱玲这样从沦陷区、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当然更得“改造”了。
更严重的是，她没有职业，也没有组织，她等于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没有一点安全感，政治的风声又紧，这将影响到她靠写稿为生的生活，像她这样的政治上有问题，又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还有谁敢请她写稿呢？她真感到“惘惘的威胁”了。
她预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胁。她说她怕交响乐，因为这交响乐像政治，“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而且，政治也像交响乐那样的，其攻势慢慢而来，各种声音都埋伏起来，此起彼伏，像有计划的阴谋一样。她感到自己一个无助的女人在这政治形势面前没有安全感，一阵恐惧袭上心头。
她从乡下土改回来后很想找一份工作，但是又没有着落，没有单位敢接受她。在郊区中学教书的弟弟知道她这时候不能写作又没有工作，心情很坏，便劝说她到学校教书，但她摇头，说：“绝对不去教书。”（13）她知道学校里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更紧，以后或许更危险。在无奈之中，她心中涌出一个念头：出走。
香港大学复校的消息传来，张爱玲就写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学去询问能否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很快香港大学校方就答应了她。
在她考虑出走香港的时候，她不知道夏衍正在为她的事着急。夏衍一直很关心她，想为她找一个工作，使她继续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那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身为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文化局长的夏衍兼任所长，副所长由柯灵担任。夏衍对柯灵说，张爱玲是个很不错的文艺人才，想请她来所里当专业编剧，但是眼前又有人反对，原因当然是张爱玲的政治问题了，只好稍等待一时。
但柯灵还未来得及把这个消息告诉张爱玲时，就听说她已经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夏衍听了，一片惋惜之情，却又不置一辞（14）。是啊，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损失，但欲留又如何能留住呢，即使留下来，以后能否继续写她的小说都很难说，但夏衍还在考虑怎样为国家挽回这个损失。
她当初走的时候，内心是很凄惶的。文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与唐大郎、龚之方想为桑弧和她撮合亲事，他们二人几度合作，非常投契。桑弧又未婚，人也忠厚，更难得的是他对张爱玲剧本情调把握得准，她的剧本只有桑弧能导好。但当龚之方对她提起此事，张爱玲默默无言良久，只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是叫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她无心久留，要去远方了。
（15）
她担心夜长梦多，因此，她对谁也不说，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姑姑知道。
临走前，她与姑姑相约，为避免以后的麻烦连累姑姑，一走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爱玲保存，这些东西在日后恐怕也是麻烦，不如带走的好。这样，相依为命的姑侄二人就从此决别，永远没有了相见的一天。（16）
洒泪告别姑姑后，她一人由上海到广州，再由广州乘车到深圳，通过罗浮桥，对面就是香港了。
通过海关检查时，她内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证上用着化名，海关检查人员大概是她的《传奇》和《流言》的忠实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就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张爱玲一惊，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她紧张到了极点，生怕被扣下来。
谁知那人竟非常和蔼地笑了笑，不再检查就放她过去了。
香港照例还是陌生的，阴湿、郁热的异邦人的天下，举目无亲地生活在这繁华的荒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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