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他在重庆时曾和吴稚晖先生数度来往，并曾讨论过“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问题。从两位老人来往的信件中，他们似乎已深深地默契了。他也曾与几个重庆区的大学教授攀谈过学术问题，但彼此似乎有些隔膜。此中的原因：是大学教授的学问多半是从书卷中来的；而他的一套理论则是凭着想象所及而别有发现的。人家的学问多半是有师承家法的；而他的学说可说是本店自造的。因此，他仅可称之为思想家，不得称之为学术家或是学者。思想家所见到的，有时为稍后的学者所证成，有时亦为稍后的学者所推翻。思想家与学者，往往不是同时代的人物。无怪乎他与一般教授攀谈，他尽管言之谆谆，而听者就未必不茫然了。
由于这种情形，所以他到重庆约有半年之后，就渐渐地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冷落、孤独。忽然他感到自己的学力不够，读书太少，不能与当代学者并驾齐驱。他这种自卑的情意往往流露在他致我的书信中。当时有人见到他这样信件的，就笑着说：“厚黑教主垮台了！”但我对他的看法，则以为这是他的进步，是他能虚心研究的美德。假若他能多活若干年，他或者把过去大胆所假设的予以证成或推翻，而有更精深的著作出来。
他于一九四三年春季，回到北碚来，我们又相聚了。这次我们相处的时日较多，几乎无所不谈。他还是一味地自谦，说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广，而又叹时不再来，所谓“老大徒伤悲”了！我当时对他说：“我们中国近代的读书人，像老先生的成就已很不小了；尤其是戛戛独造的精神，试问海内究有几人？就凭你所提出的若干假设，将来有人为你证成一二，也就足以不朽了。宇宙真理的发现，何必由老先生一身独担呢？”他听了这话，仍是苦笑着摇摇头，叹息不已。
有一次，我问他：“你对于政治、文化、学术有什么究极的看法吗？”他说：“我在《社会问题之商榷》一书中，最末的一章差不多可以答复这个问题，虽然是十年前的一种见解，但直到如今，我的看法还是依然如故。这莫非是我不能进步的表现吗？哈哈哈！”
好了，现在我把那一章撮录于下，以作他自己思想的总介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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