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组织弱小民族联盟，为推行中山主义的总机关，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列强国中被压迫的劳工集合在一根战线上，其平等的方式有二：把全世界弱小民族提高来，与列强平等；把列强国中的资本家降下去，与他本国中的人民平等。所谓与本国中人民平等者，即《制宪私议》中所说致富的机会相等，不是那种平头的平等。我们把宪法公布出来，使日本人知道我们是对日本的军阀和资本家作战，不是对日本的平民和劳工作战，中日战争才容易解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知道了中山主义的好处，自然会跟着我们的主义走来，至少也可同情我们。我们这部宪法就成了世界公共适用的宪法。把宪法制好了，悬出一定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同世界弱小民族就依此目标作战，使一战之后永久和平，人类相互间不致再发生战事，这部宪法，又成了第二次大战预定的和约。像这样的作战，才算是有计划、有主义。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人民和列强国中的劳工一齐奔集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互相厮杀，真不知所为何事！所以我国此时，应将所谓对日抗战啦，宣传中山主义啦，制定宪法啦，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啦，四者同时并进，合一炉而冶之，才是正当办法。
国际上的情形是变化莫测的。我们先把自己脚跟立定，再看国际情势如何变，就如何应。以此时情形而论，中、苏二国的关系恰是三国时蜀、吴二国的关系，为对付共同的敌人，实有联合的必要。我国主张联合弱小民族，苏联也主张联合弱小民族，但我们并不与苏联争取领导权。苏联与我国虽说手段不同，而对于打倒帝国主义则目的相同。弱小民族任便加入哪个集团，都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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