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吾打算写的《外交私议》，前面已经说过，因“七七事变”突起，他便改写成《抗日计划之商榷》了。在这篇计划书中，为配合抗战的顺利，同时也谈到了外交——战时外交。他更谈到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自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抵抗而不侵略”的民族，也一并将这种态度昭告于世界。♀他自“九一八”以后，即大讲其“厚黑救国”的种种理论，以为世界战祸，一触即发。若不思患预防，则事变之来，必有措手不及之势。因此，他在数年之内，无论是脑中所想的，口中所说的，以及笔下所写的，都是关于如何救国家、救民族的问题。此次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端挑起了侵华的战争，立刻便激发他平日胸中所蓄，由空泛的理论步入了实际的问题。他不再开玩笑了，他严肃起来了，他把中日情势和世界全局，作了一番彻底的观察，于是而有《抗日计划商榷书》的问世。这篇《计划书》，据说是随着“七七”的第一声炮响，跟即以笔杆应战，那时正是挥汗如雨的天气，但他不顾一切，在数昼夜之中手不停挥地把数万言的《计划书》一气呵成了，他把这篇文章和《制宪私议》合刊的意思，就是认为“制宪”与“抗日”是不能分开的。必须制定宪法之后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对抗我们的敌人。这样，才可以说到抗战与建国同时进行，而中华民族才可以从抗战中强壮起来。所以他这篇《抗日计划书》是处处顾到内政与外交的。读者如欲评判他的得失，即当留意以下数事：第一，我们不可忘记这篇《计划书》是在抗战的最初期写成的；第二，我们人人心中自问当抗战初起时，究有如何的计划；第三，政府在当时所表现的，究有如何的抗战国策；第四，在当时全国的报章杂志上，更有些何等高见的此类文字。如果把这些情形一一回想一番，然后再来评判这篇《抗日计划书》的得失，就不至掩没他的苦心了。那篇《计划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这次中日战争，算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起点。第二次大战与第一次大战，意义迥乎不同：第一次大战，是列强彼此争殖民地，争市场，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大战，是强国侵略弱国，弱国起而抗御，并要求解放的战争。中山先生讲民族主义时，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对压迫者作战，而今果然开始了，所以我们此次对日作战，在本国内，则应全民抗战，在国际上，则应本着中山先生的指示，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喊出“弱小民族互助”的口号，使前次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于此次大战中实现出来。中山先生又说：“我们今日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此才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基于这种训条，我们又该喊出“人类平等”的口号，把对日作战的意义扩大，使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对日作战是为人类要求平等而战，是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抗战的开始者，不是两国间普通的战争。我们把此次抗战的意义弄清楚了，抗战与外交双管齐下，拟具整个计划，昭告全世界，使参加第二次大战的民族循着正当的途径走去。使一战之后世界永久和平，才不至重蹈第一次大战的覆辙，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无丝毫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胎于第一次大战中早已种下。第一次大战，英法诸国倡言主张公道，打倒德国的强权，许给殖民地以自由，要求助战；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原则，主张民族自决；弱小民族信以为真，一致奋力，把德国打倒了，哪知“巴黎和会”列强食言，不惟所许的自由得不到，反增加了许多压迫，弱小民族才知道是受骗了。如果第二次大战发生，要想弱小民族再来帮助，这是不可能的，或许还会反戈相向，故英法诸国提心吊胆地恐怕大战发生。日本窥破此点，“九一八”之役，悍然不顾，阴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只好听他。阿比西尼亚之役，西班牙之役，意、德都是以世界大战相威胁，国联也只好诸多迁就，避免大战发生。正义既不能伸张，于是讲强权者遂愈无忌惮。英、法诸国所主张的集体安全制，等于满载而归的强盗劝导初次出马的强盗放下刀杖、充当良民，宜乎德、意、日三国对于英法等国诸多不满，主张殖民地重行分割。所以说，第二次大战的祸胎是第一次大战种下来的，是英法诸国自身有惭德生出来的。因此，若要主张公道的话，从英法诸国口中说出，就要受法西斯国家的指责；即使勉强说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必须从中国口中说出，才能理直气壮，才足以召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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