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亲一日问他道:“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孺子入井,我站在旁边,才是这样;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入井,我当如何?”他听了,茫然不能致答。他父亲接着解释道:“此时应该先救自己,第二步才来救孺子。”他听了,更觉诧异,心想,父亲怎么没有恻隐之心,纯是为己之私呢?这是由于乡下人读书读少了,满腔子私欲,才发出这种议论;如果说出去,岂不为识者所笑吗?但当面却不敢驳他。退后想来,又觉得他父亲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苦思而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重加研究,才发觉孟子之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下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凭空把“怵惕”二字摘去,这就是一个大破绽。为什么呢?怵惕,是自己怕死;恻隐,是怜人之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恍如死临头上,心中不免跳几下,是为怵惕。转念之间,知道这是孺子将死,非我将死,立刻把自身扩大为孺子,怵惕扩大为恻隐,这是人类的天性。孟子教人把此心再扩大,以至于四海,立论未尝不是;可惜著书时,也许是为行文简洁起见,又未将“怵惕”二字加以解释,少说了这样一句话:“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啊。”于是后人便寻不出恻隐的本根了。宋儒读书欠理会,忘却恻隐上面,还有“怵惕”二字,由此创出的学说,怎能不迂谬百出呢?因此,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议论,原是从“怵惕”二字发出来的,在学理上很有根据。所以他后来著《心理与力学》,讨论到人性论时,就把这种议论写上去。这又是他父亲的一大启示。
他们父子二人,在家常常讨论书中的道理。有一天,宗吾正拿着一本《论语》,他父亲要过来,翻了翻,就指着问道:“这章书怎么讲?”就是“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章。他父亲接着发出问题道:“颜回终日读书,不理家务,还幸有箪食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没有了,岂不饿死吗?”他父亲一连问了几回。他慢慢把答案想起了,他父又问,他就答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所以不患匮乏。于何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车,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他都忍心要卖他老师的车,叫孔子出门徒步而行,可见平日颜路找钱的方法,是无微不至的。颜渊有了这样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那般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已有的家业出脱光了呢。”他父亲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的,宗吾是只知读书,不能做工的人;他的父亲呢,既勤且俭,是一位治家的能手。在他父亲问时,问得有意思;不料他的回答,答得更有意思。真可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他们父子常常讨论这些问题,也是他善用思考的原因之一。
此外,他们父子讨论的问题还多,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及一一细述。要之,他的奇异思想,确实是导源于他父亲的不少,并非像世人故意宣扬先人的懿德者可比。自他入了私塾以后,老师初则只教背书,继则只讲八股诗赋,有些老师甚至连诗赋都不讲,专讲八股。像他父亲所说的“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老师提倡看的书,只是《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之类。高明一些的老师,也不过叫他读四史读古文罢了。至于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连提都没有提过。这种情形,在当时他还常常引以为恨;以后他仔细想来,幸而未叫他研究说文经解,否则他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八股诗赋,既不能使他满意,而说文经解等书,又无人指示,不得门径而入,所以只好拈出一些问题,东想西想。他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中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他;而书中的要紧所在,他却记得。因此,马越跑得快,他看的花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家,而独成一说,他后来的一切著作,都是这样慢慢酝酿成的。所以他自父亲方面受到若干启示之后,他的思想就开始飞翔,虽在**君主的科第功令限制之下,他还是时时想要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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