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是明道开创的，明道之学，既近于老子，所以赵宋诸儒，均含老氏意味。宋儒之学，何以会含老氏意味呢?因为释氏是出世法，孔子是世间法，老子是出世法世间法，一以贯之。宋儒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子之学治世，二者俱是顺其自然之理而行，把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是走入老子的途径。宋儒本莫有居心要走入老氏途径，只因宇宙真理，实是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入这个途径，由此知：老子之学，不独可以贯通周秦诸子，且可以贯通宋明诸儒。换言之：即是老子之学，可以贯通中国全部学说。
伊川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究竟他们在六经中得着些什么呢?他们在《礼记》中搜出《大学》、《中庸》两篇，提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并研究。在《尚书》中搜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又在《乐记》中搜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数语，创出天理人欲等名词，互相研究，这即是所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了。
宋儒搜出这些东西，从学理上言之，固然是对的，但务必说这些东西是孔门“不传之学”，就未免靠不住，“人生而静”数语，据后人考证，是《文子》引《老子》之语，河间献王把它采入《乐记》的。而《文子》一书，又有人说是伪书，观其全书，自是道家之书，确非孔门之书。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说：“虞廷十六字，盖纯袭用荀子，而世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君子而后能知之。’此文前文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读以成十六字。”可见宋儒讲的危微精一，直接发挥荀子学说，间接是发挥道家学说。
朱子注《大学》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子以前，并无一人说大学是曾子著的，不知朱子何所依据，大约是见诚意章，有“曾子曰”三字，据阎百诗说：《礼记》四十九篇中，称曾子者共一百个，除有一个是指曾中外，其余九十九个，俱指曾参，何以见得此篇多处提及“曾子”二字，就是曾子著的?
朱子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学之于书以授孟子。此话也很可疑。《中庸》有“载华岳而不重”一语，孔孟是山东人，一举目即见泰山，所以论孟中言山之高者，必说泰山。华山在陕西，孔子西行不到秦，华山又不及泰山著名，何以孔门著书，会言及华山呢?明明是汉都长安，汉儒著书，一举目即见华山，故举以为例。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更是嬴秦混一天下后的现象。这些也是经昔人指出了的。
据上所述，宋儒在遗经中，搜出来的东西，根本上发生疑问。所以宋儒的学问，绝不是孔孟的真传，乃是孔老孟荀混合而成的，宋儒此种工作，不能说是他们的过失，反是他们的最大功绩，他们极力尊崇孔孟，反对老子和荀子，实质上反替老荀宣传，由此知：老荀所说的是合理的，宋儒所说的也是合理的。我们重在考求真相，经过他们这种工作，就可证明孔老孟荀，可融合为一，宋儒在学术上的功绩，真是不小。
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可把学术上的趋势看出来了。趋势是什么?就是各种学说，根本上是共通的，越是互相攻击，越是日趋融合，何以故?因为越攻击，越要研究，不知不觉，就把共通之点发现出来了。
《宋元学案》载：“明道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伊川一切摒除，虽庄列亦不看。”明道把三教之理，融会贯通，把大原则发明了，伊川只是依着他这个原则研究下去，因为原则上含得有释老成分，所以伊川虽摒除释老之书不观，而传出来的学问，仍带有释老意味。
伊川尝谓门人张释曰：“我昔状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异时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作明道行状，言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既自称与明道同，当然也出入于老释。所谓不观释老书者，是指学成之后而言，从前还是研究过释老的。
宋儒的学说，原是一种革命手段。他们把汉儒的说法，全行推倒，另创一说，是具备了破坏和建设两种手段。他们不敢说是自己特创的新说，仍复托诸孔子，名为复古，实是创新。路德之新教，欧洲之文艺复兴，俱是走的这种途径。宋儒学说，带有创造性，所以信从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凡是新学说出来，都有这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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