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务社会，就该给以相当代价，不能把他的脑力体力看做社会公有物，任意没收。各人的资禀不同，才能不同，应听其择业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选择职业，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其愿当官吏教员及从事他种职业者亦同，因劳动的种类不同，所得的报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实不然，这个道理，与民权主义是一样。孙中山说：“天生万物，除了水面以外，没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主张的民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线的平等。因此我们主张的经济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成为国中贫富相等，是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平等，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
关于商业问题，我以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国家经营，那就不胜其繁了，因此我主张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划分，这是很费研究的。我主张施行之初，可定为国际贸易归公，国内贸易归私，国家向外国购买大批货物，分售与人民，人民有货欲销售外国者，由国家承买，转售与外国。我国闭关数千年，并未产生何种大资本家，可知国内贸易并非造成资本制度之主因，故国内贸易，可以听人民自由经营。我们把国际贸易归公办到了，再看国内情形如何，并可进而规定国内某种商业亦应由国家经营，私人不得经营。关于机器方面，亦可规定某种机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种办法，必须到了实施之时，斟酌现情而为之，此时不能一一预定。我们不许私人购买土地，不许私人使用机器，不许私人设立银行，不许私人经营国际贸易，孙中山所谓节制私人资本，就算达到了。
依上述办法，国家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公有过后，国家每年收入，当然非常之多，自当尽量扩充实业教育与增加民众利益之事。但是国家发达到了极点，每年余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个办法，孙中山屡屡向人演说，他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司，四万万人都是股东，并且说：“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子子孙孙，便不怕穷。”我们把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那么四万万人都成为地主、厂主，成为银行和国际贸易的股东，孙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现了。这个大公司，是以每一个身体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权是非常明晰的。我们就可仿照公司分红的办法，政府每年除各项开支而外，其所有余款,即按照全国人口数目，平均分摊，作为生活费，其分摊数目之多少，以国家每年余款多少为断，最大限度，以能维持生活为止。
有了这个办法，社会上可以免去许多纠纷：中国所谓育婴恤嫠济贫诸局，可以裁撤，外国所谓失业者救济法，教员、工人养老金等，俱可废去了；现在许多富有哲学文学科学等天才的人，每因饥寒所迫，兼营他业，或改营他业，国家受无形之损失，倘能发给生活费，使无冻饿之忧，则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专心深造，于社会之文明，增进不少；语云：衣食足而礼义兴。又云：饥寒起盗心。有了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国民的道德可以增进。
有人问我道：人人都有饭吃，还有何人肯做工?还有何人肯努力?社会怎么能够进化?我道：人人有了饭吃，努力心或许减少一点，如谓人类就不努力，社会就不会进化，我却不以为然。请问牛顿和达尔文诸人，其目的岂是因为要吃饭，才去研究学问吗?难道他们有了饭吃，就不会研究学问吗?我恐怕正是因为他们有了饭吃，才能专心研究，才能有此空前绝后的大发明。
孙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级：第一级是需要，有衣穿才不会冷死，有饭吃才不会饿死；第二级是安适，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级是奢侈，穿的要轻绡细绢，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鱼翅燕窝。我所说的发给生活费，只算达到第一级，其第二级、第三级，则让那些勤勉做工的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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