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大庞我也认识，宴请我妈妈时桌上也不少原公路管理站的老同事，席间一提起我爸爸大家也唏嘘不已。大家纷纷说了我爸爸在世时的种种好处。

    这顿酒宴吃完了。我的同学赵雅芳又摆了一桌，竟然摆了有螃蟹的酒宴，很是热情。她也是公路管理站的子女，她爸是养路段早期的一把手，在文革中她爸爸由于是走资派而被什么乌七八糟的造反派不幸打死，那时她很小，她和我妈妈也认识。这一桌吃完，下一桌又要开始，大家知道，公路管理站的女孩子和妻子差不多的在上海有二十多人，都是嫁到上海的。还有二三百位上海知识青年，都是被公路管理站那年招收来做工人的，那时都返城了，妈妈认识的人很多。这样的宴会我妈妈受不了，坚决不去了，住了二十几天，就非要回老家的城市不可。我和妻子郝淑珍也劝不住只好送回，可惜那次回的急，我又是去公司总部开会，卧铺也没买到，就这样急匆匆地顺路送我妈妈回了老家的城市。实际上我也很内疚，让老人没乘上卧铺，坐了七个小时的硬座。

    在车上，遇到了一位工作的姑娘，她是学日语的，我还用日语和她交流了一路，把我妈妈气的还直翻白眼。

    把我妈妈送回家待了几天，顺便回总部开了会，这边我们公司又要培训，这些经理们又回到了胶东半岛参加培训。这次培训是请的清华大学来的教授，他讲的是“精确营销”，大家看这名称多么奇特，营销还有“精确”的。

    营销总监领着大家培训，清华大学的教授还有新花样，在讲课是老师和台下的学生动辄来一个互动、来一个小游戏，也是搞的大家兴致勃勃的。不过真正的东西也感到没学多少，据说这样的名牌大学教授下来培训一天报酬也下不来一万元钱。

    这次公司的领导层又有明显变化，一位从德州聘来的老同志成了副总监，他在公司可是一步一步做上去的，怎么回事呢？我们后来叫他孙总，比我大四岁，来公司时因学历太低被聘为下面公司的政工干事，他过去是退伍军人，大概是团职干部，前些年退在德州的纺织厂部门，这些年纺织部门的效益一直不好，山东下岗的很多，老孙虽然很有才能，也下岗没工作，于是就来应聘，因能讲就聘上了。这各分公司的政工干事是什么职务呢，是相当于政委这一角色，我们老板最喜欢仿照毛主席的办法，“把政委建在连上”，他把政委建在分公司上。这政委各分公司经理是最反对的，后来慢慢地取消了，可这老孙就渐渐地干上来了。

    在公司我俩关系很好，他的确有能力，虽然对营销一窍不通，但靠自己的努力终于学会了一些，脑子太好使，这点大家也都佩服他，平时非常勤奋，这么大的岁数倒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会分析、会总结教训、会整理出经验，文章一篇篇地出，老板尤其喜欢，正对老板的口味，升的呀也快一些。这不，很快由喊我黄总到喊我老黄了，实际上以后他就当总经理了，管着我，对我不做储运中心经理而到上海做大区经理总是耿耿于怀，曾经千方百计要把我调回去，业务上尤其看重我，后来我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也和他有关。

    然后我又回到了上海的公司。但总部的情况又发生了人事上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