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前来应聘的也不少，挑了挑我就选了十几个像样的先准备着，准备在考察一次再做决定。记得还选用了两个能用电脑的女孩子，她俩在人才大厅里人员多太嘈杂，于是我定下来了时间由我一个一个在公司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再单独面试。这天，他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了，一人约二十分钟，每人订了一杯咖啡，六十元钱一杯。

    有一个小伙子就是那次招上来的，他三十来岁，虽是珠海人，但早年曾在“毛里求斯”工作过，诚恳踏实，他舅舅在毛里求斯那里，毛里求斯是非洲的一个岛国，面积很小，差点让他舅舅留下继承遗产，他英语说的也满溜。这小伙子到现在还记得我儿子的名字，见了我也经常问儿子的情况，他姓陈，也是那位我在北京招收叫朱江小伙子的朋友，他们两个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通过我的招聘，他后来成了珠海公司的经理，直到现在我俩还彼此联系，也真是难得。那时和北京相距虽远，但是有了手机方便多了。后来还陆续考察了几个，那天刷掉了两个其他人都录用了，算我才七个人。

    要说手机倒是还有故事。那时一般并不是人人拥有手机，手机也是被用来做为奢侈品被某些人夸富的资本。在大街上时常会看到有人一只胳膊在腋下夹个文件包，一手拿个手机，一边急匆匆地赶路一边对着手机在大声地说话，显摆得很，好像世界就要发生大战急需他解决似的。在珠海市我也需要换手机，于是在拱北区的手机店里相中了一款“诺基亚”的翻盖小手机，那款式真是小巧玲珑，一千五百多元，我看后爱不释手，这是我去金浪后的第三次换手机，那时买手机非常严格，进行身份证登记时，那位售货员看了我的出生年月日，是三月十五日，就惊奇的说，“真巧，你的生日是‘国际消费者日’，可以算是优惠的”。

    就此，就买了这款“诺基亚”的翻盖手机。

    那年，我回老家的城市时手机还算比较新鲜，我原来国贸公司的总经理也拿个手机，是那种需要放在包里的砖头手机，那时很少，也是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