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红是抚顺人，党员，身高一米七十八，特长是体育，他的篮球、排球、百米跑、跳远等都很好，特别是一百米跑和跳远、三级跳是我校的记录，一百米速度是十一秒九、跳远是六米六、三级跳是十三米五，他的学习也好，当时在我眼中，他就是天才，就是做人的典范，因此特别佩服他，我俩的关系也尤其好，四年间可以说是互敬互谅。后两年，我在班级中威信渐渐增长，而他越做越差，甚至后来垂头丧气了，为什么呢？他太清高，因为有才，长得也好，尤其一个大缺点是特别瞧不起周围的辽宁老乡，我们班的辽宁人多，有八个，原来觉得他是依靠，但大家一接触发现，他与一般人不说话，盛气凌人。他的辽宁老乡中农村的居多，他的家庭条件好，享受三等补助金，他曾经说过，你把一群人算是看做一群羊，讲话时对着羊讲，这样就敢讲了。其中他最主要的是找女朋友的问题，班里有四个女生，其中有一个是北京人，叫高喜荣，是我班的学习委员，圆脸，身体稍微胖些，身高一米六五，刘庆红与她挺般配，但开始时一辽宁同学追求她，这个人叫赫桂平，多才多艺，打篮球、吹笛子非常好，但那时的农村孩子可不像现在的，那时有点儿才就感到自己不得了。他家乡后来我们班级辅导员去过那里，是真正的穷山僻壤，几十里路有一个村镇，后来在县里上学，是村镇的高材生，上大学后自恃了不起，见着这个北京姑娘猛追，殊不知我们班长刘庆红也在追。这个高喜荣开始也脚踏两只船，摇摆不定，对俩人都保持同等的关系，这可苦了赫桂平，他们的老乡都向着他，但也无奈，以后她和刘庆红关系就定了，于是赫桂平水饭不沾、天天呆若木鸡、还想着朝思暮想已成泡影的和北京姑娘恋爱关系。他渐渐成了精神病，他在我的上铺，有时还小便失禁尿在床上，我也天天伺候他，生活委员责任重大，为了他的生活跑前跑后，渐渐他不行了，辅导员就把他送回了老家。最后没办法降到了下一届。但赫桂平的为人很好，多少年后在锦州干得不错，全无患过精神病的迹象，而且工作慢慢地干到了处级干部，对同学极为热情。我一次出差去东北，回来时他知道了，无论如何让我中途下车，在他那里停留，我也想见一见他，半夜在锦州下了车，他与夫人开车去车站接了我。我们在锦州海吃海喝了一次，还到锦州市最好的洗浴中心洗了澡。可惜他不太注重身体健康，体重达到了二百多斤，而且目前和爱人尚未有孩子，这是一个遗憾。就这样，班级里的辽宁老乡与刘庆红非常不合，看来还是穷人向着穷人，富人向着富人，当时这些老乡关系的详情我并不知道，只是有些表面事情多少知道一些，我和刘庆红关系还是不错，学校洗澡时两人同去，他还帮我搓过澡，也是平生第一次，第三学期刘庆红私下里对我说：“班长你来做吧，我也确实干不了，班级群众关系你也好”，在学校我对班干部一事儿无大所谓，于是就推脱了，由他去吧，最后他和高喜荣成了，八七年他俩人去了瑞典，一去杳无音信，再无联系了。
在学校的四年期间，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阅览室”。那时学校的新图书馆还没建，老图书馆在主楼的一楼，“阅览室”在主楼五楼东侧，我天天必去，“阅览室”就现在来说不大，但很安静，有各种的报刊杂志，有时报刊杂志的数量很少，要想看必须提前抢着去占座，人倒也不挤，可以安安静静地看报读书，有时一天不去也不行。一次管理员们因为学校演日本电影“追捕”，他们就去看了，下午没开馆，写了个通知，上面写道：“因学校组织看电影‘追捕’，不能开馆，特此通知”，这下捅了马蜂窝，许多和我一样有去“阅览室”瘾的人不干了，去了“阅览室”，好不容易爬上五楼，却吃了个闭门羹，一看有此通知，气不打一处来，见有的同学在写通知的空白处写上了“学校养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看电影的吗”，“你们作为图书馆的老师看电影是工作吗”，如此等等，还有的接着在下面注上了“写的好，说的对”，我见此也煽风点火的加上了一句“太好了”。的确，我们这些学生做的也有些过份了，但是，大学恢复上课的初期，有些后勤人员还是树立不了为学生的后勤做好服务的思想，经这么一闹腾，以后这些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对学生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我再说说大学的后勤人员和学生闹矛盾的事情，一次，关于学生食堂的伙食问题，东林开始时有三个学生食堂，一个当时容纳一千人左右，食堂有些做饭的服务人员态度十分不好，那时还觉得工人是领导阶级，仍有些“文革”遗风，觉得领导阶级伺候这些臭知识分子，架子有点儿拉不下来。在给学生打饭菜、盛饭、收饭菜票时态度非常恶劣，非常不友好，因此学生意见不小，学校为此专门开了会，决定召开一次全校学生代表给后勤和食堂的提意见大会，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如漫画、大字报等方法来批评他们。这下又算是捅了马蜂窝，学生们充分发挥了各种特长，这方面真是在学生中大有人才，他们有擅长毛笔字写得好的、有绘画水平高的，在偌大的食堂内一下子贴满了大字报、诗歌、漫画。其中漫画中描绘的内容令人忍俊不禁、几乎要捧腹大笑的程度，比如描绘的是一个小伙子歪戴个白帽子，手拿个硕大的饭勺，抬腿跨过摆饭菜的桌子，挥向在排长队学生的样子，有的买饭的人员，在卖粗粮主食“勺糕”时，“勺糕”大小不一，呈现出“爷孙三辈”的大大小小的样子，还有的服务员把“勺糕”拿起砸向学生，大喊“买不起别买”的凶相，画像非常夸张，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在学生们涌进食堂看到这些有点儿贬低食堂服务人员的漫画时，也真觉得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学校也是正面对待这件事，组织后勤主管人员反复观看，认真商量改善办法，撤换掉不适合人员，改做它事，后来食堂伙食明显得到改善，食堂的工作人员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学生的不满才就此缓解，这也说明了在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的初期衔接阶段，后勤工人与学校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之间发生矛盾的现状。
十一月十二日，学校组织了我们校的环校长跑，围着学校的围墙内跑一圈约一千六百米长，有六十个班参加，竞争也算激烈，每班出八名学生，进行接力长跑，现场热烈异常，可以说体现了以班级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水平，我们班真是团结的、能勇敢拼搏的、顽强的、有集体荣誉感的一个班级。现在还记得有我、吴红旗、徐红远、刘国法、李深、刘庆红、李冬梅等。我虽然个子大，但跑长跑的确不是特长，累的上气不接下气，眼看着一个个其他班级的学生越过去，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幸亏我们班组织了几个啦啦队，大家一起呼喊：“加油，快跑！”。又有送水的，还有准备毛巾的。我是跑第一棒的，第一圈在新生组里也仅跑了前十名而已，下来后就感到天晕地转，几乎不敢站立，硬撑着不至于跌倒。但后来绝没有想到，我们班级的几位竟也越来越厉害，一开始时吴红旗和李深跑在前面，李深是吉林农村来的孩子，年龄比我小四岁，岁数不大胡须挺重，少年老成，中上等身高，可毅力和持久力很强，脑子特别好使，数学、物理、化学的成绩好得很，老师讲的一听就懂。开学后，对于基础课的学习，我几乎一窍不通，干脆入不了门，尤其是数学，一上课就头痛，数学老师讲的“极限”和“数理统计”，就是入不了门，脑子里一团浆糊，懵懵懂懂的，一点也不会。但是，这点就佩服像李深他们，怎么一学就会呢？以后还知道他的长跑能力强，他也是这次的功臣，再说乌红旗，一听就是蒙古族，他小我一岁，身材高，篮球打的好，是我班的主力队员，跑长跑也行，后来是班级的体育委员，学习也好，平时很刻苦，后来在“海洋大学”做博士后，但现在竟然和谁也没联系过，据说去了加拿大，经商了。在长跑中大家一个个超越了对手，最后一个冲刺竟然获得了新生组的第一名，这虽是我们班第一次夺冠，也说明了同学们虽各有特性，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说明大家对维护班级的荣誉还是非常认真的、强烈的。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热热闹闹的第三届哈尔滨冰灯节开幕了。冰灯我倒是见过，那很多冰灯聚在一起的样子也可能很好看。到了晚间，我和李冬梅喝了点儿酒，与他在大学中走的很近，因为在班级里，我俩同岁，而且他的经济条件不错，在班级里可排第一，他没有生活补助金。那时同学们的家庭人均生活水平超过三十元就没有了国家给的补贴。他的父母亲都是教师，人均生活费也高，与困难同学相比，要强的不少。我们班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要数李振侠了，他是来自河南，说话口音很重，我能听懂三分之二就不错了，和我同岁，在河南老家看来也吃苦，他常说，在家天天挣工分，每天干一天挣十二个工分，挑粪算个强劳力的活，挑一天粪一个工分只给八分钱。我就此算了一下，一天充其量可挣九毛六分钱。他得了个一等补助金，满足的一天乐呵呵。李振侠毕业开始分配在信阳林校，现在在林业厅工作，大小也是个专家。二零一二年同学会，他喝了点儿酒大谈其工作，有点儿喝多了，席间多半时间就听他的了，还是一口听不大懂的河南话。后来和同学玩摔跤，和李孟摔的不分你我，第二天李孟还直叫嚷着腰痛。也真是难得大家欢聚一次，李振侠可是我们班级中大家的开心果，有他在的场合大家也是高兴。哈尔滨由于“冰灯节”的缘故被人称为“冰灯之城”，晚间与李冬梅在一起，算是欢度了一九七九年元旦。李冬梅有个弱点，就是恃才傲物，在班级里，除了几个人外谁都看不起。他是学生会的干部，会踢足球，有时就张罗大家来一场足球赛，我来充当守门员，大家也玩得不亦乐乎，他还会吹口琴，我俩还上台合奏过，但吹的没有我熟练。他有文艺特长，跳舞不错，在系里组织的舞蹈节目叫“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中，他扮演新疆老汉，叫“库尔班大叔”，穿上一身新疆服装（学校里文艺宣传队就有），戴上小八字胡须，胡须还会一翘一翘的，跳起舞蹈来还是蛮像的。
学校搞文艺汇演，我也大显身手做了二胡和小提琴的伴奏员，又干起了我的老行当，拉二胡给他们伴奏，经常参加排练，除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外，还参加了红军长征组歌“红军抢渡大渡河”的大合唱排练和演出。这次演的长征组歌，人员多，约有八十多人，分四个声部，声势浩大，气势磅礴，中间还有女声独唱，特别是大家的齐声为歌曲的伴喊，几句：“?嗨哟!海哟！”，更是震耳欲聋，气势宏伟，这种场面，这种气势，使人热血沸腾，也深深感染了我。几十年来，这种场面在我的脑海中久久徘徊。由于经常参加排练和演出，和其他班级的男女同学也有机会混的较熟悉，要不是我生来性格腼腆，不爱与人交往，怕是能认识许多人，参加演出的有个男生是我们专业的叫柴一新，他是弹大阮的，也能喝酒，但经常醉醺醺的，有回排练，竟然喝醉了弹着弹着大阮就头一歪倒在乐器上睡着了。排练节目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美好的回忆，与七七级的几个同学开始是这么认识的，如丁托亚等，当然以后在我毕业实习的过程中还有了相处。实际上，长征组歌“红军抢渡大渡河”是历届院校大合唱的经典保留节目，大合唱那时我是用小提琴伴奏的，八把小提琴手并排坐在一起，也威风四射。那朝气蓬勃，英俊潇洒的豪气，大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回忆。三十年后我和同学李孟与他的的副院长一起喝酒时，这位副院长他是我们下一届的校友，曾留恋的说，那时看到我在舞台上拉小提琴和二胡，真是很羡慕，是那么样的多才多艺，真的很留恋，这是我第一次有人这么回忆过我，回忆我的过去，我的特长，也是很感动的。我们的长征组歌，代表校队参加了首届：“哈尔滨之夏”的文艺汇演，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强烈灯光的照射，那平坦的木地板，那暗红色大幕，都令人难忘的。
其实在七八年的夏天，我也曾在县里的最大舞台上“电影院”为大合唱伴奏过小提琴，紧张的我汗流浃背，记得郝淑珍也在台下看着，那年，我可能是乐器摆弄的最好的时光。这些往事儿我要是不写不说，又有谁知道呢，自己也是有青春时代啊，有青春四射、满怀激情的大学时代啊，这虽然只是给别人看，我觉得也有必要。那些经常排练和演出的指挥叫于庆波的一位老师，他很有才气，有音乐的天赋，是哈师大音乐专业毕业的，指挥起来驾轻路熟，也指挥的好。
看看，又走题了，还是回到“哈尔滨冰灯节”吧。因为是第三届，来参加冰灯节的人也不少，那是在“兆麟公园”举办的。哈尔滨以抗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地点不少，有一曼街、靖宇广场、尚志路等，都是以李兆麟、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命名的，游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虽是晚间了，但年轻人一对儿对儿的居多，我和李冬梅先到了松花江上。“兆麟公园”就在它的岸边，在平坦的冰面上，大家欢快地行走着，不时有人滑倒了，临近的人就哈哈大笑。冰面有一定的坡度，呈一面向上的斜面，大家在上面走啊爬的，跌倒爬起，再跌倒再爬起。人人都很快乐，斜面上有一道裂纹，是一道冰缝，于是人们争相在冰面上爬着，我在日记中记载，大家如同“王八”的样子四肢着地，一点儿一点儿向前挪动，有人奋力用手扣住裂缝不至于滑下来，最后，谁最先够到裂缝处谁就算胜利了，四周年轻人鼓掌加油欢呼。我们从松花江上走到“兆麟公园”，这才是冰灯展现的最好场所，一个个大冰块被雕刻的晶莹剔透，有的像各种动物、有的像名胜古迹、有的像各国的代表性建筑，冰块里面放有灯光，灯光一亮，犹如走进了童话世界一般。冰雕的作品被各种彩色灯光照射后一反射，辉映的五彩缤纷，真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就像进入了龙王店般的，让你举目望去，无暇顾及。我俩走到靠中心处，有一个完全用无数冰块垒成的硕大滑梯矗立在眼前，众人在这里欢呼呐喊，簇拥着的人们挤成一片，走近一看，原来有的人从一边排队要上到滑梯的顶端，人从上边呼的一下滑下来，使人感到了滑行的快感，感到了速度的飞驰，无数的年轻男女结伴而来，彼此互相协助，互相友好竞争。由于冰面光滑异常，大家彼此互相跌倒，出现了你跌倒我搀扶、我跌倒你扶起的欢快场景，由于滑梯的后面排起了长队，而走上的人们因互相跌倒队伍前进异常缓慢。我和李冬梅有点儿急不可耐，就直接从向下滑行的一面朝上攀登，但实在太滑了开始就来个“狗啃屎”，但我俩就不信这个邪，仍然继续向上攀登，滑下来后再攀登，滑下来一次我用手奋力托着他再来，加之周围的人们齐声高呼：“加油，向上爬！加油，向上爬！”，他们在滑梯周边围了黑压压一大片，加油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我俩于是勇气大增，终于李冬梅的手搭到滑梯上面的人们，被他们一把拽了上去，此时他兴奋异常，仿佛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一般，双手高举，嘴里高喊着：“乌拉！乌拉！”，欢呼雀跃。但这个“雀跃”还没有跃起来，就像俗话说的那样：“乐极生悲”，脚底突然一滑，整个人就从滑梯的顶部飞快向下快速奔驰而来，这个速度几乎像奔驰车快跑的速度，下面已经挤满了一堆人。我急忙条件反射般的快速躲过，飞身一闪，他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般，砸向下面的人们，可伶他还是个近视金鱼眼，只有眼镜是个可碎物，偏偏它不知撞到什么物体上，于是撞了个粉碎，碎镜片不偏不斜深深的刺进了左眼框上，我连忙把他从人群里扶起。只见他口里仍念念有词，显然精神状态已由极度的兴奋慢慢转向惊恐、惊吓和沮丧，鲜血流满了整个左脸颊，我看他的样子伤的是不轻，那时我们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有什么急救车，脑子里就也没想什么，连忙搀扶着他走出人群，周围的美景再也不顾及观看，赶紧上了二路无轨电车，那是从终点直接到我们学校的。当时恰巧在东林与哈师大之间有个林业医院，可能现在还有，当时的条件也算不错，更主要的是我们也只了解这个医院。扶着李冬梅走进了医院后已经晚间十一点多了，急诊室的医生查看了他的伤情，用镊子轻轻夹出深深嵌进去的眼镜玻璃碎片，然后说需要缝合，我连忙喊道，这不是要毁容了吗，大夫说，这倒没事，只是要打针麻醉药，我赶忙问那能不能影响智力，因为知道在头部打麻醉药要影响脑部的发育，那以后这位是科学家、大领导的材料，给大夫这么一说他也谨慎起来，说可以尝试着用最小的剂量，基本上不会影响今后的智力，这样轻轻地给缝了七针了事。已经十二点多了，共花了近二百元钱，于是我俩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宿舍，就是这样我俩度过了一九七九年在大学里的第一天。这次我俩勇闯“哈尔滨冰灯节”的趣事，足以和现在的“哈里波特历险记”媲美。但是以后却在李冬梅眼眶上留下了一点儿永远难忘的伤痕。
“植物解剖学”“树木学”要结束了，这两门课学的虽然稍微费些事但还是过的去。说实在的，我对：“植物解剖学”是很看重的，因为是文字的，好理解，另外图解多，能画画，每次作业都有绘图。要说绘图，我们班在林学专业的班级中是最好的，我的同桌赵士开，和我同岁，他也工作了几年，会木匠活，是辽宁省人，和刘庆红都是抚顺的。赵士开这人心很细，图画画的在班级中可以说是最好的，风格我和他很接近，但他的画又细又准确，每次做作业，我俩的图绘的如同书中的一般，老师看后非常赞赏。而且不仅如此，带动了全班同学，整个班级的绘画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老师为此还举办了七八级林业专业的“植物学作业”绘图展览，对我们三班的绘图赞不绝口，同时还带动了诸如“树木学”、“昆虫学”、“测树学”的绘图和学习成绩的上升。其实，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加上心细认真，又是工作多面手，自然绘图就好一点儿。我们年龄稍大一些，但是数理化的基础不行，有关文字方面的专业课还是擅长的，我和赵士开同桌四年，在一起没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互相尊重了四年。三十年同学会的时候，他还去车站接了我，他胖的我猜了几次竟然没有认出来他，因为实在太胖了。但三十年来运气不好，一次受贪污的牵连还免了职位差点儿蹲了起来，还好，应该能保持退休的待遇。一次在学校赵士开一连几天，吃饭吃不下，而且人瘦的厉害，我一问才知道他拉了几天肚子，在学校集体住在一起，就怕传染病，我是生活委员，又是同桌，连忙给学校老师说了，赶快让学校派了汽车送他到医院。谁知学校来了一辆解放牌大货车，我一看连忙把他拉进了驾驶室，那个年轻的驾驶员一问什么病，赵士开回答的也专业，说，可能是肠炎，那个熊驾驶员一听这话就知道是传染病，竟把我们撵上了货车上，可是赵士开也不含糊，一抬腿跳了上去，熊驾驶员一看这同学能跑能跳的还用车送，把我们请下车后一掉头开回去了，气得我要再找校方理论，后来倒被他劝住了，想想就是吵架可能也白搭就罢了，就算饶了这驾驶员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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