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麻没了。我说。
朱玲给我端来一杯茶：你先喝口茶吧。
我伸手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把身体尽量往沙里沉下去。
怎么了？朱玲问我。
没什么。
情绪那么低落。
谁知道——一直这样。
这样不好。
是不好。
你还有钱吗？
有。
姑娘？
有。
原来是这样。
朱玲笑了。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有意思？
是有意思
朱玲。
啊？
谢谢你。
谢我？
当然。
为什么？
你帮我买大麻——
这没什么顺手的事儿。
可我什么也没干——天天呆着。
那不挺好嘛——总比干坏事强。
我低下头不知说什么好。
朱玲去了一趟厨房回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信封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信封里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我把它放进兜里。
然后我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水。
朱玲看着我。朱玲。啊。本来我不想告诉你——说吧。是坏事。没关系。我和辛虹在一起她是我从三里屯带回来的一个姑娘有性病昨天夜里我喝多了跟她睡觉没带避孕套。你干嘛不早说？刚想起来的。那快去医院吧。我一会儿去。现在就去！朱玲急了她三步并做两步冲到门前把门拉开：快走。我看了她一眼站起来。那我走了。滚蛋。我走了出去门在后面被重重关上了。我*在门上吓了一跳我突然感到有点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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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我在硬石认识的那时候是九四年我二十六岁刚刚开始写剧本剧本的活儿时有时没有有剧本写就有钱花就高兴就能跑到外面混没剧本写就没钱就不高兴同样也要跑到外面混总之无论生什么情况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顿晚饭便吃到太阳落山然后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直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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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里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电脑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书籍我更愿意与别人在一起无论那是些什么人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那是在九五年。
不用说我那时陷入难以言喻的苦闷之中。
但在白天我宁可睡去即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药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浑浑噩噩的家伙的天下在白天他们穿上西装或便装她们描上红唇或画深眉毛他们刷好牙齿把脸洗净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冲出家门他们压抑着卑劣的念头走上大街他们做出一个个计划。他们实施一个个计划他们生产、交换、消费他们控制别人他们摆脱别人的控制他们积极向上。他们是这个破烂不堪的城市的动机他们让这个臭气熏天的城市在人海里航行而不至沉没他们奋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随着成功或失败或沾沾自喜或垂头丧气他们给自己理由给自己借口让自己存在让自己有价值他们在阳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话他们在挣扎着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叫人肃然起敬他们是那些正常人。
而当路灯亮起咖啡店开门迎客酒吧的霓虹灯开始招摇闪烁之际正常人便纷纷从他们的岗位上鱼贯而出返回家园他们拧亮电视听听里面的胡言乱语他们吃起晚饭与家人一起谈论工作的艰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种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北京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刹那间露出另一付面孔。
我喜欢北京的另一付面孔我喜欢看电影院里情侣嘴里讲着甜言蜜语手里却做着下流的动作我喜欢看迪厅里怪异的着装和扭曲的形体我也喜欢看酒吧里那些一言不的孤独者苦捱时光我还喜欢在饭馆里看人相互吹牛、讲大道理我更喜欢看妓女们浓妆艳抹去骗取嫖客的金钱与欢心——这些夜里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则不厌其烦地一再观看。
于是我扔掉手里的书熄灭烟头忍住从胃里泛上来的阵阵恶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装好钱包走出家门去观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无聊至极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单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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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大庆介绍给我的有一天半夜十点钟我和大庆一起在他家边听卡拉斯唱的《蝴蝶夫人》边讨论去哪里混时常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们去不去这儿去不去那儿可那天我们不知为什么对那些人和地方不感兴趣卡拉斯听完换成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后换成老古尔德弹的带着哼哼声的《哥德堡变奏》然后换成齐默尔曼弹的《莫扎特第2钢琴奏鸣曲》越听越无聊听着听着有电话响大庆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行行行好好好之类以后便毅然挂下电话关掉唱机拾起外套穿上顺手把灯关掉黑暗里我听他对我说：你一姑娘怎么样？我十个吧。滚吧！
我们俩迅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大庆对出租司机说：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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